Lunch with FT: The Chinese with skin disease
Chris Doyle can't do lunch, and not just because he is in the final, frantic days of filming on location in Shanghai. Both lunch and, for that matter, dinner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at least in the way that most people understand such meals -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Doyle rarely eats.
"Everyone knows that," he giggles. "My breakfast is beer. And lunch and dinner, well... " So "lunch with the FT" is at late-ish dinner time, and consists of a single bottle of red wine, which he insists contains all the nutrition he needs. He certainly gets his energy from somewhere. At 52, Doyle still bounces and jabbers like a hyperactive, profane little boy.
与FT午餐: 自称中国人的老外
杜可风(Chris Doyle)不肯吃午饭，这倒不是因为他在上海拍片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不管是午饭还是晚饭，不用问，他都不吃，至少那种大多数人理解的饭他是不吃的。原因很简单，他几乎不吃东西。
“这事人人都知道，”他格格地笑，“我的早饭是啤酒，至于午饭和晚饭...”。所以，“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是在最晚的用餐时间，并且桌上只摆了一瓶红葡萄酒。他坚称，里面包含了他需要的所有营养。他肯定是从什么地方获得能量的。52岁了，他依旧蹦蹦跳跳、唧唧喳喳，像个精力过度、无所畏惧的小男孩。
杜可风吃东西的习惯，可能是他所有怪癖中最正常的一项了。这个来自悉尼南部海滩爱打架的冲浪者，十几岁时加入了商船船队，最后经以色列和印度来到台湾。20多岁时，他帮一个台北的朋友拍电影，那是他第一次摸摄像机。
如今，他已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电影摄影师之一，在中国则当然排在首位。不仅如此――这里你得调整一下你的思维定势――他还坚称自己可能是最出名的中国电影摄影师，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他近期深受好评的两部电影，一部是张艺谋的《英雄》，另一部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其中摄影师的镜头和导演的故事一样出众。
“我常说，我是中国人，只是得了皮肤病。中国人很喜欢这句话。”杜可风碰了杯，开始了这顿午饭。“他们觉得，这是近代史上最妙的一句话之一。”
我们是在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碰头的。餐厅位于外滩，这群建于世纪之交的宏伟建筑环抱着黄浦江，滔滔江水融入伟岸的长江，流向东海。来这家餐厅是杜可风的主意。他认识这里的经理，而这位经理同时也是调酒师；这省却了很多点菜的麻烦。外滩的殖民地建筑也是杜可风正在拍摄的电影《伯爵夫人》(White Countess)选用的背景，这部电影由古装剧大师Merchant Ivory Productions制作。
正如读者接下去会看到的，杜可风会认为“古装剧”这种说法太抬举了，但我也是在我们吃饭吃到后来才发现这一点的。一开始，他想跟我谈谈在中国被接受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
“这几天，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这里的人仅用中文来叫我的名字了。换句话说，我名气大了，”他说。他的中文名字即“宛若清风”的意思。“他们以前称我为那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电影摄影师’，或是... 但现在，他们再也犯不着解释什么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管这是好事是坏事。”
采访杜可风是件轻松的事：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刚从伦敦和波兰回来，他在那儿为其作品展做宣传；自我吹捧还不错，他说。
“我们试着提醒人们问问题：为什么你一定要理解一部电影？为什么一定要有明星？为什么一定要有开始、发展和结尾，就像美国电影那样？为什么电影不能仅仅是一次视觉感受？这正是我所要推动的。我就像耐克(Nike)的发言人。我对孩子们说‘尽管去做’(Just do it)。所以，如果我自己不这么做，那我就成了骗子、小人。”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下一个工作将是一部泰国电影。他说，通常接这种电影，他几乎一分钱也不挣，但还是要接，因为不然的话，他的创意就会枯竭。“为什么我要和年轻女郎上床？因为她们有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而如果我们一不注意，就会忘了问这种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你就是在问的过程中学习的。拍电影也是这么回事儿。与第一次拍电影的人一起工作，会把我带到我从不知道、没有他们我也不会去的地方。这真的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当我们再一次碰杯时，杜可风开始为自己业余摄影师的出身辩护。“我知道摄影机的绿键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是开关，”他说，“但我根据自己的眼睛作判断，而不是我的技能。这就像领导力，你周围的人可以来填补缺陷。”
当我一语双关地说，这听上去像乔治?布什的领导风格，他哼了哼鼻子，谈起了更为东方的观点。
“我发展了一种能量，它由不同的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交换。这就像太极、瑜伽或功夫：你引导能量。演员们对此做出反应。它通过电影镜头，传到荧幕上，也传到观众身上。因此，这基本上非常直接。”
我说，这样听起来，其他电影摄影师好像只是功能了。杜可风笑了。
“他们怎么说来着？世上有会计师，也有骗子。或者说有会计师，也有垃圾股。我猜，我就是电影摄影师里的垃圾股。”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尽管如此，杜可风坚持，电影摄影师的作用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重要，因为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其他方面，比起导演，他们离演员要近得多。
“许多导演会被演员吓着，但摄影师必须直接和他们交往，”他说，“如果你不信任我……行啊，首先，如果你是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你很可能会炒我的鱿鱼，”他笑道，“其次，如果你是个有点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你会希望我照顾你；而如果你确实是个有点能量的人，你会希望和我分享。”
当我很随便地问他，觉得拍Merchant Ivory的电影怎样时，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叹了一口气，停下来吸了口气。“你想要我告诉你实话吗？”
从这一刻开始，杜可风更像是个中国爱国者，而非国际电影摄影师。他作为一个再次展现出实力和创造性的伟大文明的公民，其自信夹杂着对西方持久影响的愤恨。
他开始时有些顾忌直言不讳地谈论《伯爵夫人》，这部影片描述了30年代在上海纸醉金迷的殖民期，失明的美国外交官(拉尔夫?费恩斯(Ralph Fiennes) 饰)与一位俄国流亡贵族(娜塔莎?理查森(Natasha Richardson)饰演)发生的一段恋情。
“要我直说的话，你们需要中国，而我们不需要你们，”他说，“中国始终知道这一点，只不过碰巧在她50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问题始于向西方列强低头。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需要任何人。”
接下去的谈话有些漫无边际，一会儿又被他美好的祝福打断，他说，他很早就看到，中国人在超市第一次回收塑料袋和牛奶盒(“美国人可不常回收！”)，他还提到其他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说明这个国家的迅猛发展。
有一点显然激怒了杜可风，即好像没人会赞扬在中国发生的好事。他举了张艺谋的例子。张艺谋把相当一部分《英雄》的票房收入，捐给了在影片主要拍摄地之一居住的少数民族。
“这不符合对中国黑白分明的、理查德?吉尔(Richard Gere)式的观点，”他说，“当然，汉族迁入西藏是另一种以色列定居计划，但还有其它发展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这世界就想把中国涂成黑白两色呢？”
我告诉他，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仍经常把事情涂成黑白两色，并且不允许很多在中国拍摄的电影在中国放映。这并不是外国人的错。是的，他放缓了语气，电影仍是一种宣传工具。“这是一场战斗，”他说，“我觉得，再过五年才会有变化。”
虽然他尽可能不提《伯爵夫人》，但他仍管不住自己的嘴。杜可风完全没有自我审查机制。(一位看过他拍电影的中国朋友说，他朝她挤过去，指着周围的外国人说：“老土，老土”，意即“一群乡下人”。)“对我们中国电影界来说，《伯爵夫人》无关紧要，”他说，“实情是，谁会关心呢？我们有那么多别的重要的事，为什么要拍这个？我觉得，很多涉及其中的人有同感。说实话，这个东西没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殖民)玩意儿。西方人可能会说他们不知道。但上海人会怎么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们这些，你们这群笨蛋，张开你们的眼睛，竖起你们的耳朵。’”
现在，他开始认真了。“我不在乎你说我说Merchant Ivory是个狗屁，”他说，“我敢这么说。人们(西方人)带着偏见和随身用品来到这里，而这往往是特权。西方人是靠特权养大的。而我们(中国人)的特权是挣来的。这就是区别，而且这条路走得不易。”
天色晚了。摄制组的其他人和一群常客在酒吧不远处聚集起来，杜可风想加入他们。
“你是说，我会因此有麻烦？”他站起身时笑道，“我给自己惹的麻烦够多了。”
马利德为《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