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 - 渊源发展
甲骨文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汉语大字典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伊斯兰 文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