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南蛮、北戎、东夷、西狄看汉语类语言拓展思路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现在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蒙古族属东胡族系。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诸部在匈奴人统治下达三世纪之久，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匈奴为汉朝所破，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剩余的匈奴人也都自称为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公元四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称为“契丹”；居住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为“室韦”。蒙古部就是室韦人的一支，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

据《史集》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居住下来，生息繁衍，大约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部落逐渐兴盛起来，并产生了许多分支，公元8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更好的发展，不得不外迁徙，这时已分出了70个分支了，这70个分支被称为“迭儿勒勤蒙古”。在迁出的蒙古人当中，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人，名叫孛儿帖赤那，以他为首的迭儿勒勤蒙古自称为“乞牙惕氏”（乞颜的复数）。“乞牙惕氏”人迁徙到了斡难河源头肯特山一带，生活方式由狩猎转为游牧。

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的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因为他们是从阿阑豁阿洁白的腰里出生的，因此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在尼伦蒙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的祖先。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也克蒙古”（大蒙古），他们是原蒙古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蒙古语系部落，他们是原蒙古人：

札刺亦儿——在辽代曾是强大的部落，有哲惕、脱忽刺温、朵龙吉儿十个分枝．游牧在斡难河流域。在与辽兵的战争中，札刺亦儿人受到沉重打击。辽设札刺部节度使司统治他们。到十二世纪时这个部落早已衰落了。

塔塔儿——牧地在贝尔湖周围。以前很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后来这个部落为成吉思汗所灭。

蔑儿乞——牧地在色楞格河流域。在金末还是个强大的部落，最后也为成吉思汗所灭

斡亦剌、巴儿忽——居住在靠西北的部分。

辽金时期，蒙古地区还有三个强大的部落：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和汪古。他们也都是原蒙古人。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帝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党项族
百科名片
   画像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目录

来源
发展南北朝末期
隋朝
唐宋
建立政权——西夏西夏的起源及建立
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经济
西夏的文化
西夏政治史西夏初期及中期
从桓宗到神宗
西夏的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帝王谱
后裔（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生活与生产来源
发展 南北朝末期
隋朝
唐宋
建立政权——西夏 西夏的起源及建立
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经济
西夏的文化
西夏政治史 西夏初期及中期
从桓宗到神宗
西夏的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帝王谱
后裔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生活与生产
展开 编辑本段来源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李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王传檄全国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
编辑本段发展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  图片-西夏党项族造像
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南北朝末期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猎以供食，不知稼墙"。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天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党项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党项诸姓部落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称为党项八部。其中拓跋氏先世本出自鲜卑族拓跋部，后成为党项诸部中的一部，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
隋朝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国。次年，党项族领导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他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九年（635），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 。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亦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唐宋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族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 　　安史之乱后，吐蕃、党项、吐谷浑等联合对唐的自卫反击，  西夏文明遗址
唐廷用郭子仪建议，把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以东地区。从此，迁居在庆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落；迁居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部落叫做平夏部落。其时还有部分党项羌人一度东进到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内迁后的党项羌由于其定居的陕北、河套一带，党项羌人民以及其他民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密切的交往，生产力发展很快。党项羌从这时起，进入阶级社会。 唐末，党项族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政府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从此党项族便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四州，无静州）。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衽羁縻统治。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棒，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编辑本段建立政权——西夏
　　西夏介绍 　　西夏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
西夏的起源及建立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党项族拓跋部世系列表
” 　　08年2月29日新华社：考古人员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一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这座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用了大段文字记述拓跋部李氏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拓跋部李氏家族是“后搬到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这又一次把党项拓跋部和鲜卑拓跋联系在了一起.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的疆域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
西夏的经济
　　西夏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西夏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西夏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西夏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西夏的文化
　　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大庆二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西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 　　党项族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通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到西夏建国时，农业生产已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可以说，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编辑本段西夏政治史
西夏初期及中期
　　西夏建国后采取联辽抗宋的战略不断入侵宋边境。夏宋之间的战争一直到1044年才平息。宋朝承认西夏的主权国家独立地位，夏对宋称臣。另外宋每年“赐”夏若干财物。但同年夏与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夏取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氏幽禁。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干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干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干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干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 　　金灭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干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朝贡金朝的政策，开始朝贡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1205年大蒙古国就开始进攻西夏。至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汗国，次年大蒙古国第四次进攻西夏。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夏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大蒙古国。不料机密泄露，1224年蒙古攻克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1227年李睍投降大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孛儿只斤窝阔台大汗按照成吉思汗遗嘱将其杀掉，西夏皇族也被灭族。西夏灭亡。
西夏的政治制度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的军事制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  西夏钱币
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帝王谱
　　李继迁 （963—1004）西夏国建立者。银州（今陕西米脂）党项族人。唐时其祖先受赐李姓,宋太宗时赐姓 名赵保吉。至真宗时,对宋时叛降，公元990年受辽之封为西夏国王,1002年他攻下北宋灵州（今甘肃灵武）， 改称西平府,次年迁都于此。1004年卒。 　　景宗武烈皇帝李元昊（1004-1048） 1038年称帝，在位11年。父李德明，西平王。李元昊袭位后，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他接受宋的先进文化，由根据党项的民族特点确立了一套政治军事制度。李元昊与辽，宋之间进行了一些战争，取得胜利，形成宋，辽，夏鼎立局面。晚年，肆意诛杀，纵情享乐，强夺太子宁凌噶妻为后，被宁凌噶刺死。死于1048年，时年45岁。 　　毅宗昭英皇帝李谅祚（1047-1067） 1048年即位，在位20年 。景宗长子。即位时才1岁，由其母掌握朝政。亲政后，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他连年对宋用兵，攻掠临近州县。先后收降吐蕃首领瞎毡的儿子木征和青唐吐蕃部。后注意修好与辽、宋关系。于1067年病死，时年21岁。 　　惠宗康靖皇帝李秉常（1060-1086） 1067年即位，在位20年 。毅宗长子，即位时8岁。死于1086年，时年26岁。 　　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1084-1139） 1086年即位，在位54年 。惠宗长子，即位时3岁。亲政后，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辽被金灭后，又联金抗宋。死于1139年，时年56岁。 　　仁宗圣德皇帝李仁孝（1124-1193） 1139年即位，在位55年。崇宗长子。仁宗指定《新法》，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科举制，尊崇儒学，大修孔庙及尊奉孔子为文宣帝；封建制在西夏确立了。仁宗时是西夏的鼎盛时期。仁宗死于1193年，时年70岁。 　　桓宗昭简皇帝李纯佑（1177-1206） 1193年即位，在位13年。仁宗长子。以附金和宋为国策。1205年，铁木真开始进军西夏，1206年，桓宗暴卒，时年30岁。 　　襄宗敬穆皇帝李安全（1169-1211） 1206年即位，在位6年。崇宗孙，仁宗侄，父李仁友。在位6年，被齐王李遵顼废，同年死，时年43岁。 　　神宗英文皇帝李遵顼（1162-1226） （1211-1223）年在位，在位13年 。齐王李彦宗子，博览群书，1203年西夏状元，后统领西夏军事，1211年，废襄宗自立。他是以状元当皇帝，在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后，与蒙古，宋战争屡败，1223年，神宗退位，死于1226年，时年65岁。 　　献宗李德旺（1181-1226） 1223年即位，在位4年。神宗次子。即位后，抗拒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连失数城，献宗惊死，时年46岁。 　　夏末帝李睍（生年不详-1227）1226年即位，在位1年。献宗侄。即位仅后1年，西夏被蒙古所亡，末帝投降被杀。西夏亡。
编辑本段后裔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族人民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藏族、蒙古族、回回族等族所同化。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大蒙古国（1206年~1264年）、大元国（1265年~1372年）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大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1920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35] 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38]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39]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41]指出元代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朝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周围人毫无二致。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被同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西夏时期的中国形势图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编辑本段生活与生产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达300多年之久（从拓跋思恭算起），自然形成其独特的民族习俗。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很多，由于史料很少，仅从出土文物和保存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蛛丝马迹，考察西夏党项族的一些生活习俗。 　　西夏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代诗人马祖掌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西夏党项族从皇帝、贵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军队出征前，卜卦问吉凶。另外，他们拿一只羊，先对羊焚香，喂以粮食，摇摇羊头，然后把羊宰杀，剖开腹，看羊肠胃贯通，则表示出师顺利，将凯旋而归。如羊肠胃里积有血，则表示出师不利，要推迟出兵时间。还有“种以箭敲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判断敌人到什么地方，交兵是胜或负。西夏国尊崇孔子，尊其为文宣帝、学儒家。 　　西夏党项族有秃发习俗，西夏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全国统一秃发，从他自己开始，如果谁不秃发，就要严惩。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西夏秃发的社会习俗。

羌人
百科名片
   羌人羌人曾是古东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地区。 “姜”、“姜姓”部落集团，是羌人的一个分支，是古中原的地区最著名的民族共同体之一，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至春秋战国之际，“姜姓”族群在中原政治、经济等领域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是西羌之一种。实际上，“姜”、“羌”本是一字，因姓氏称之“姜”，为族名称之“羌”，以羊为图腾(早先以畜牧业为主)。因“姜”、“姜姓”族群在中国上古时期显赫的历史地位，汉晋史家是有此论的。

目录

介绍
传说
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
氐羌
西羌
羌人历唐宋之世
羌人动态
起源
神秘的"可标"
长眠的引路羊
远去的身影
居住环境介绍
传说
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
氐羌
西羌
羌人历唐宋之世
羌人动态
起源
神秘的"可标"长眠的引路羊远去的身影居住环境展开 编辑本段介绍
　　历史上因时代、地域的不同，羌人又被称之为“姜”、“羌”、“氐羌”、“羌戎”、“西羌”等。
编辑本段传说
　　姜姓始祖为炎帝，其最初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活动中心在今陕西渭水上游，与黄帝族邻。《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哀公九年》也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后东向进入中原地区，在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获得空前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也是羌人进入中原地区的先驱。 　　“羌”、“氐羌”。关于“羌”的文字记录见于商代。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羌”和“羌方”的活动。
编辑本段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
　　活动情况看，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后羌人加入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指的就是这部分羌人。
编辑本段氐羌
　　之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  羌人在制作工艺
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逸周书·王会解》说“氐羌以鸾鸟”。孔晁《注》云：“氐羌，地。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矣’。”如是，羌是大名，氐是羌中的一种，因羌的种类很多，所以称氐为“氐羌”。据顾颉刚考证认为，氐羌同为姜姓，即同出于炎帝。童书业更进一步论证：“‘姬姜’似即‘氐羌’。‘姜’之即‘羌’……‘姬’之即‘氐’。”如是，氐羌实为共同种，盖其后进，是有此称。至汉晋以后，氐羌逐渐分流，成为介于华、羌之间的又一民族。 　　戎、羌戎。周文献中常以戎概称西方非华夏文化圈内诸族。如《礼记·王制》：“……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又《大戴礼记·千乘》载：“……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考戎当为炎黄族群之后进者。顾颉刚认为：“晋、秦诸国周围都是戎、狄。”这就是说在今山西、陕西南省境内生活于戎、狄文化的，远较生活华夏文化的为多……戎里也有姬姓的，也有姜姓的，使我们知道姬姜诸姓本出于戎。蒙文通还考订：“秦即犬戎之一支”；“秦之为戎，固不自疑”。见于史载的“戎”族群，先后有“犬戎”、“姜氏之戎”、“允姓之戎”、“申戎”、“陆浑之戎”和“义渠”等。从发展水平上说，他们是介于姜、羌之间的类型。任乃强指出：“羌语中，适于耕种的河谷叫戎……羌与戎的区别，就是牧与农的区别，华族化与非族化的区别。”经春秋、战国之世，诸戎多融合到秦、晋诸国中。
编辑本段西羌
　　氐羌族群世居西方，进入中原的姜羌族群逐步转入农业经济，成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留居原地者依然保存其经济和文化传统，广布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因此，汉晋史籍又常称之“西羌”。西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在今甘肃、青海、陕西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当阗羌、滇那羌、黄羝羌等。在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西藏有发羌、唐牦；内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区则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
编辑本段羌人历唐宋之世
　　多融合于汉族，或演变为藏缅语系的诸民族。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为今日的羌族。 　　附：除了融合于汉族之外的羌人民族 　　中国：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白族、纳西族、僳僳族、景颇族、怒族、德昂族、拉祜族等。 　　缅甸：缅族（三千五百万）、克钦族（景颇族，一百五十万）、克伦族（近五百万）、克耶族（二十余万）、钦族（一百余万）、若开族（二百六十万）、爱伲族（哈尼族，五万）、僳僳族（三十万）、崩龙族（德昂族，二十万）、拉祜族（五万）等。缅甸总人口约为五千五百万---六千万之间。羌人民族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印度：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诸民族，约二千余万人。 　　泰国、越南、老挝等国也有少量的羌人民族。
编辑本段羌人动态
　　古族名。又称西羌。最早载于甲骨文卜辞，意指西方牧羊人。商周时已遍布今陕西、 甘肃、青海、新疆南部和四川西部一带，部分入中原定居。商末曾随周武王伐纣。秦汉 时部落众多，有先零、烧当、卑湳、卑禾、婼、参狼、钟等，在今四川境有白马羌、牦牛羌（越xi羌）。东汉，“西羌”专 指羌人中内迁定居于陇西诸郡的一支。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间，有宕昌、邓至、白兰、党 项诸羌。居住分散，多以游牧为主。但与汉人杂处者，则早在战国、秦汉时已逐渐定居 农耕。羌人部落首领多受历朝册封。建立过后秦政权。宋时党项羌建立西夏政权。宋以 后逐渐分化并与周边各族融合。现分布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后裔。
编辑本段起源
　　于青海河湟地区，渭水上游草原一带的羌族，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甘肃临洮一带，一般认为羌族是当地土著与外迁来的苗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最后形成的。战国时期，羌人部落活动于祁连山区，并至迟在战国晚期北出扁都口(今甘肃民乐南)，霍城一带(今甘肃山丹)，进入河西走廊。《汉书?地理志》，《括地志》以及近年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出土的简牍文书都有关于河西羌人的明确记载。秦汉之际，游徙，生活于河西走廊的羌人渐渐话跃于政治，军事历史舞台。《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政府设立于河西走廊的番(音皮)和县，就是为安置番乐羌而设置。仅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至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80年间，河西羌人就发动过针对河西走廊四郡及重要军事，政治要塞的战争近十起，范围遍及河西走廊。他们攻城略地，但屡战屡败，始终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随着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经营和西北疆域的扩展和中原强势文化的扩散，河西地区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河西羌人在这一过程渐渐消逝，但从考古发掘的葬俗，遗址等方面，我们仍可以窥见羌人远去的背影。
编辑本段神秘的"可标"
　　上世纪末，高台县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被盗古墓葬进行清理回填。在一座被盗掘的魏晋墓葬中，发现了30余枚极为罕见的人面木牌。这类木牌一般长20厘米一25厘米，宽2厘米一5厘米不等，多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头或楔形头，木牌上用墨笔绘人面像。此后，这类木牌在许三湾，骆驼城多座墓葬内出土。职业的敏感告诉专业人员，这是一种迥异于魏晋时期当地主流文化的另一类人文类型的随葬品。经过不断研究探索，研究人员认定神秘的木牌就是纳西族人所称的"可标"，是他们用于祭祀，葬仪的神物，而纳西族是羌人的一个分支，他们源于羌族。 　　河西走晦武威地区多座魏晋墓葬都曾出土过这类"可标"：早在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就曾发现过；1927年至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居延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出土。它"人面形木牌"的名字已经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B?梭马斯罗姆《内蒙古额济纳地区考古研究》等文献中用了近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甚至可以从可标上"状极可怖，不类生人"的面孔中读出羌人渐离羊群，学耕务农的压抑，沦为豪族地主家奴，荫户的辛酸……
编辑本段长眠的引路羊
　　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来源，也以羊为图腾。羌民在冠礼和送葬仪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绳，以表示与羊同体；在丧礼中要宰羊一只为死者引路，称为引路羊；相关文史资料中也不止一次地讲到羌人的这种习俗。但是，羌人流行火葬，所以这种葬俗很难在考古调查中被发现。 　　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发掘的位于骆驼城墓群的西晋纪年墓却于棺木前左侧出土殉葬小羊一只。墓室内陶器甑，灶，盘，钵，罐排放有序，一如当年墓主人的厨房摆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殉葬羊伏卧，两前腿前伸，从卧姿分析，系杀死后殉葬。这例葬俗每每于河西走廊骆驼城，许三湾出土"可标"的墓葬内发现。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墓葬是汉化的羌人墓葬。而殉葬小羊正是羌人的"引路羊"。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羌人与羊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晋纪年墓发掘完后，我们没有采集骨骼标本，而将他们如旧深深墓葬，以便让它完成引导主人灵魂飞升上天的任务。羌人，在千百年前就给族人的死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上世纪后期，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掘出了近千块汉，魏晋时期的墓葬画像砖，在这些官吏或豪族地主上至神仙瑞兽，下至平民生活的墓葬壁画上，常有披发的或猎，或耕，或桑蚕的羌族男女形象。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河西羌人历秦逾汉至魏晋时期已部分明显汉化，他们废弃了火葬仪式而实行当地汉族所用的斜坡墓道土圹墓，砖室基的葬式，并保留了部分羌族葬俗。
编辑本段远去的身影
　　河西走廊的羌人与各族的融合并没有在魏晋时期五胡十六国的纷纭战火中完成。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政府就在河西"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同时"设护羌校尉，以统治羌人"，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统治河西民族。事实上，羌人西迁的脚步自汉至魏晋数百年间就没有停止过。斯坦因在罗布泊发现的魏晋时期羌女文书中说："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这位忧怨的羌族女子在文书中留下了羌人西迁罗布泊的记录。实际上，魏晋时期的河西羌人不仅有部分西迁，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南出祁连融入吐蕃，北人大漠融于匈奴等族。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大唐王朝不仅沿袭了"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策，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开疆拓土，使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全盛时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羌人进一步发展壮大。唐咸通末，《郭煌石室遗书'张氏勋德记》中还提到河西走廊的羌人。 　　宋初，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参与羌族的一个庞大分支——党项羌西夏王朝的建立，后为元所灭。 　　元代河西羌人的活动日趋微弱，民族融合状态下，羌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在史籍和考古资料中有关河西走廊羌人的信息，已很难得见。有关文献中所提到的"羌人"，实指分布于此地的其他少数民族。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之民族融合过程终于在元代画上了句号。河西走廊的羌人和羌人部落渐渐远了。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史籍的零星记载去打量"当煎羌"，"烧何羌"，"当阗羌"，"沈氏羌"这些近乎陌生的羌人部落名称；或是通过出土文物及其所载带的文化信息以及今日河西走廊方言中孑遗的"羌活"(中草药)，"羌盐"(食盐的一种)等只言片语穿越时空去感受，感知他们了。 　　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其内涵与汉区之春节，藏区之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相近。
编辑本段居住环境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即农历十月初—）为羌历年，并以这—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 　　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的农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外出务工的人也纷纷赶回了家，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习俗。 　　从严格意义上讲，“祭山会”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民间称为“许愿”），而羌历年则是表达羌人美好情感的一种答谢方式（民间称为“还愿”）。因而，祭山会属“春祷”，羌历年属“秋酬”。同属农事活动，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

羯人目录

羯
二、简史
三、民族融合
四、迁徙
编辑本段羯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名。又称“羯胡”。晋人泛指杂胡为羯胡。魏晋时，主要分布在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的武乡、羯室一带。与汉人杂居。 　　一、简介 　　羯人入塞之前，隶属于匈奴，即“匈奴别落”。羯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须的特点。其族源有数说：曰为入塞匈奴19种中羌渠之后裔；或曰西域胡占主要成分；或曰即西域胡之一种；或曰与小月氏有渊源关系。约于汉代为匈奴所俘而带入塞。 　　入塞后的羯人保留着部落组织，部有大、小酋帅。羯人主要从事农业，生活贫困，有的为汉族地主佣工，有的外出作商贩。他们原信仰“胡天”(祆教)。后来多信佛教。人死后，实行火葬。
编辑本段二、简史
　　1.东汉 　　东汉后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地处北方据有燕赵,而且实力最强。曹操在灭袁术、吕布、袁绍群雄之后又降乌桓,统一北方,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称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曹丕代汉立魏后,辖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境内除中原汉族外,还包括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西零等少数民族,其间的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 　　2.十六国——后赵 　　后赵(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安徽、湖北、甘肃、辽宁的一部分)。 　　羯人石勒于东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为十六国之一。参照魏、晋王朝的法规，建立各种政治制度，设立学校，提倡经学，阅实户口，劝课农桑，对安定社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法政严苛，杀人甚多。实行“胡汉分治”，禁说“胡”字；称羯人为国人，称汉人为汉人；纵容羯人欺压异族。朝廷设有专门官吏门臣祭酒，管理羯人诉讼。333年，石勒死，侄石虎夺取政权，施行暴政，民不聊生，于349年为冉闵所灭。羯人最后主要同化于汉族之中。 　　1）.前赵、后赵的对峙与统治 　　西晋灭亡后,匈奴族统治者刘聪占有了北方大部分土地,公元318年刘聪死,刘曜乘内部变乱之机,夺取政权,迁都长安称帝,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19年,石勒反刘曜,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以河内等24郡为赵国,拥有民户29万,史称后赵。后赵羯族地位优越,时称"国人"。石勒为巩固其统治,重用汉族人赵郡张宾为谋主,采用汉族的一些统治政策,国力日强。公元321年,遣石虎进取幽州,俘刺史段匹磾,幽州、冀州、并州三州皆归属后赵。不久,石虎又率军进讨鲜卑郁粥于离石,郁粥逃奔乌桓,石虎悉降其众,继尔南下,尽收河南之地。前赵与后赵为争夺地盘,多次交战,公元329年,石勒攻灭前赵,并有关陇之地。后赵之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统治了北方广大地区,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形成北南对峙局面。石勒在位,实行过一些汉化政策。 　　2）.冉闵灭后赵,前燕灭冉魏 　　石勒死后,石虎继位,于公元335年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石虎荒淫残暴,任意迫害人民,在邺城大建宫室,筑楼台高阁,众役繁兴,加之征辽西、征东晋的穷兵黩武,终于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349年,梁犊率边兵起义,打击了后赵的统治者。石虎病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帝位,自相残杀,后赵大将军冉闵(汉族人)乘机利用民族矛盾,攻杀后赵皇帝石鉴,夺取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仍都邺城。 　　冉魏政权,排斥少数民族,大杀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史载杀死20多万人),引发了少数民族的联合反抗,公元352年,鲜卑族首领慕容氏从东北攻入冀州,冉闵兵败被杀,冉魏政权仅两年多就被灭亡了。
编辑本段三、民族融合
　　我们许多人都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对中国的几千年封建道德以“吃人”两字概括。这种“吃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人。但确实也有把人杀了吃的。吃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易牙就把自己的孩子做成了菜给齐桓公吃，唐时的张巡守睢阳，粮草用尽时吃过人，黄巢造反时也吃过人。一些城池被围，人饿得受不了，就易子而食。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个别的，或源于少数统治者的疯狂，或者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但在中国的“五胡乱华”这一中国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却有许多人被大规模地宰杀烹食。 　　在入侵中原的胡人中，几乎所有的胡人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十分野蛮，许多胡人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幽州刺史王浚引进慕容鲜卑来对付成都王颖。慕容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发现后，要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太子石邃比他爹石虎还要令人发指。如果说石虎是残暴荒淫的话，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只能以变态来解释。在自己府上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带着刀乱窜，碰到自己的侍女就把她的头砍下来，擦干净血放到盘子里面做成工艺品和部下观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恶魔竟然笃信佛教，他命令他所掳掠的汉族女子做尼姑，碰到漂亮的就先和她交配，然后就把这个倒霉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还把这种食品赏赐给部将吃，让他们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进，拓跋鲜卑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要的话，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大规模吃人的事件。同一时期在西方，是匈奴人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他残暴是残暴。但并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记载。后来女真，蒙古，满族虽然也很残暴，但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纪录。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根本无法想像“五胡乱华”时期的血腥与残暴以及我们汉族先民所蒙受的苦难。这些历史我们在学校的课堂上是学不到，因为在书本上只有民族融合、鲜卑拓跋宏汉化等等，完全是报喜不报忧。对黑暗面一点也不描写。近来《狼图腾》的作者当是不掩盖这些暴行。但他又认为这样杀你吃你是为了汉族好。是给我们输血。好让我们强大起来，所以我们不应该仇恨那些食人恶魔。反而还要去感激他们。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想他如果生活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应该会舍身饲魔。心甘情愿地让他们吃掉。然后让那个被消化得变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强大起来。 　　在这里我万分感激冉闵，没有他我们汉族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到现在也只能留下一点古迹供人参观了。拜武悼天王。
编辑本段四、迁徙
　　羯族内徙及其在山西的活动 　　羯族内徙后居于上党武乡县(今山西榆社县),羯族徙居武乡的时间,仅凭现有文献记载已难以确证。关于羯族的族属问题,史籍记载也极少。《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字世龙,初名,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乡羯室,因号羯胡。"又考《晋书•北狄匈奴传》所载,云入塞匈奴19种,其中有羌渠一支。陈寅恪主张羯人是月氏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0页。唐长孺认为主要为西域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6页。王仲荦认为羯人是石国人。认为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祆教,同匈奴不是一个部落;又据《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据此推断,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中原后,遂以石为姓,其祖并为部落小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41页。谭其骧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统治下的索格底亚那人。谭其骧：《羯考》，《东南日报》副刊，1947年。 　　七十年代以来,童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但羯人不是被康居人所征服的南部农业居民--索格底亚那人。而是康居(羌渠)游牧人。两汉时期,康居羁属匈奴,因而可能有一部分人随匈奴东来,转战于蒙古草原,其后又随之南迁,逐渐内徙于上党武乡一带,因为他们既是康居人,又是匈奴的附庸,故称:"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童超：《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考证》，见《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4期。这个论证与文献记载更为切近,较为可信。 　　羯族的活动见于记载的仅有石勒为并州刺史司马腾卖于河北、山东做奴隶。其后石勒先召集王阳等八人为"骑盗",后又为"二十八骑"。刘渊起兵后,石勒率所部响应,归附刘渊转战于并州。汉国刘聪继位后,两度授石勒为并州刺史。石勒由并州坐大,后又受命都督冀、幽、并、青四州杂夷,受封为上党郡公,又署其长子为上党国世子,移襄国建后赵,但并州、平阳、上党仍是他们的主要据点。

女真人
百科名片
自公元九世纪未，古马札尔人(Magyer，即今匈牙利人) 进据今匈牙利地区，在多瑙河和蒂蕯河之间的河谷平原建立了家园，从此逐渐在欧洲立国安身。马札尔是来自古代东方的民族，曾被断定与蒙古族同源，而引发部份匈牙利人的寻根热潮，似乎出自中国东北，与女真--满族同源。在唐朝时告别东方社会，辗转西迁。

目录

简介
语言
起源
祖先
相关记录
政治背景
相关文献
传说
地位
金代女真人概况
居住地
与蒙古接触
后事
简介
语言
起源
祖先
相关记录
政治背景
相关文献
传说
地位金代女真人
概况 居住地 与蒙古接触 后事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困难始于他们的族名，不同的文献将他们的族名予以不同的汉文译写。本章所用的Jurchen一词，出自汉文的“朱里真”，似乎是它的最初形式。然而至今，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更常见的写法还是“Jürched”或“Jürchid”，这实际上是女真族名的蒙文译写（-d是蒙古文表示复数的后缀）。“女真”一词始见于10世纪初，显然与“庐真”有关，据说那是契丹人对于这个族名的读音。辽朝时，因为“真”字恰与辽兴宗的名字相合而需避讳，“女真”由此而被官方改称为“女直”。种种歧异使这个族名的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较早的西方文献中。在16世纪，女真人自称为“诸申”，这很明显地是来源于较为古老的词汇： Jurchen。
编辑本段语言
　　不过，女真语在语言学上的亲属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女真人讲的是一种通古斯语，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它与突厥语和蒙古语同属一个语系，是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就是说，它们是从同一个语系生出来的。至今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人讲这种通古斯语。新疆固尔札西部的锡伯族自治县仍是一个讲满语的独立地域。消亡于16世纪末的女真语与满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很早就被西方所发现，也被满族人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②女真语也是最早被用书面文字记载下来的通古斯语言。我们有关12、13世纪女真语言研究的主要材料，是《金史》中所保存的以汉字转写的女真词汇。编纂于16世纪的汉文与女真文对照的词典，尽管反映的是语音发展的后期阶段，但它对于金朝统治时期“旧女真”常用语的研究，也还是有用的。
编辑本段起源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如今归属于黑龙江以南的苏联远东省份（译者注：原文如此）。在早期——就是说在10世纪——女真人似乎就已经扩展到东北平原了，松花江流域一带已成为他们定居的中心。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与汉族那种定居农业文明相对立，却也不能以简单公式化的游牧方式来说明。在这一点上，女真人不仅不同于契丹人，而且更不同于蒙古人。后两种人更符合于传统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住毡帐，主要家畜是马与驼，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农业）的描述。可见女真人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他们地区重要的物产是类似于猎鹰和隼的海东青，辽朝甚至汉族的皇帝都热衷于搜求此物。从一份向辽朝和汉人进献贡礼的清单上可以看出，女真人输出的产品包括：马（中国正是一个需求无尽的市场）、海东青、黄金与珍珠，还有林业产品（蜂蜜、松籽及人参，一直是重要的一种中药材）。很明显，女真这些贡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在依靠进贡建立起的关系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女真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但无疑，与这些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偶然接触，在女真人心中点燃了一种渴望，就是效法这些朝廷，也获得这样的威严和显赫，就像他们那些从东北的林莽中走出来的使节曾见到的那样。
编辑本段祖先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是靺鞨（朝鲜语Malgal）部落中的一部，他们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种族文化的共同体，倒毋宁说是一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混合体。在唐朝时，他们曾经是位于东北地区南部的渤海国的臣民，后来在10世纪，靺鞨部落中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群体。这个群体说是个联盟也许更合适些，它位于今天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靺鞨的另一部分是被称为“黑水靺鞨”的七个部落，居住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黑水”是黑龙江的诸多名称之一）。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就源起于黑水靺鞨，如果我们相信女真人带有传统意义的祖先是从12世纪初算起的话。
编辑本段相关记录
　　在更详细地叙述女真诸部如何逐渐发展成一个联盟国家之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汉文文献对他们建国之前的早期历史的记载。女真的族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并不是很清楚的。靺鞨的出现已是5世纪末，而能够与Jurchen这一族名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很可能是在公元748年，当时一个大使和“小汝者”人曾向唐朝宫廷赠送金银。这些“汝者”据说就是室韦九部联盟中的一个，在唐代，他们曾将势力扩展到东北的北部与西部，因而一些讲通古斯语的部落统统被他们纳于麾下。不过，Jurchen这一族名到10世纪初就消失了。可见，唐帝国在9世纪末的分裂导致了中原边境上多个新政权的形成，而Jurchen人也的确是其中之一。他们既派进贡特使到辽朝宫廷，也派使节到汉族的朝廷，先是到后唐（据史记记载公元925年曾经通使），然后从961年开始是宋廷。大多是经由辽东半岛的海路。
编辑本段政治背景
　　根据当时中国边疆地区总的政治背景可以解释女真人为什么恰恰于这个时候出现。9世纪时，势力从辽东湾一直扩展到东北地区东北部的渤海国，曾独占了获利的贸易以及向中原的进贡通路。926年渤海国被契丹辽朝所吞并，随着渤海国统治的衰亡，加上辽朝松散的统治机构，使处于比他们更远地区的民族和部落得以有机会直接与外部建立联系。926年以后，这些生活在东北平原、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女真人被置于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被称作“熟女真”，以区别那些被称为“生女真”的同族。“生女真”生活在辽朝的势力范围之外，仍然沿袭着林中人、狩猎者和捕渔者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至于据说在961年到1019年期间曾到过开封的使者与商人究竟是这两种不同的女真人中的哪一种，我们一无所知。不过，那些携带着“好马”，取道山东登州的海路进入宋境的使节们，应该是那些在东北平原上养马并且能够成功地避开契丹主子控制的“熟女真”。还有一些密使，应该也是从熟女真那里派遣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契丹人曾竭力阻止他们属下的女真人向宋朝进贡和贸易。991年，他们曾在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必经地点附近设置木栅，以此来割断陆路交通。但宋与女真之间的海上交往却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还未曾断绝。1010年，契丹与高丽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女真人站在高丽一方。战争的结果是契丹遭到惨败而退却。而对女真人来说，作为高丽联盟中的一员取得的这场胜利，却使他们的使节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高丽使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宋的朝廷。
编辑本段相关文献
　　金朝文献中有关女真早期历史的叙述虽然极其公式化，但多多少少与上面所述的外界记载是相符的。那些部落首领同时也是金的统治氏族——完颜部的祖先们，在1136至1137年间都被加封为皇帝，他们的顾命大臣也被封为“国相”。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循环往复出现的特征，为皇帝的家族制造祖先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他们早先的出身多么卑微或者野蛮，后来总会以高贵的显要身份出现而且被汉化。由于女真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们的早期历史留下的只是口头传说，所以对于诸部长乌古乃（1021—1074年）之前的时代，我们无法按时间进行叙述。女真诸部被联合起来并向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转化，是在乌古乃的时候开始的。
编辑本段传说
　　根据传说，完颜氏族从始祖传至乌古乃是第六世。这个氏族的始祖名叫函普，推算起来应该是生活在公元900年前后，也正是女真人为外部世界所知之时。10至11世纪之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主要的还是由部落的自立和个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虽然从乌古乃的父亲起就已经接受了辽朝的节度使封号，但这样的封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既无实权，也无实际作用，它的含义无非表示对辽朝松懈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对自己正式臣属于辽的地位表示接受而已。即使金朝官修史书也承认，在11世纪中叶，女真人还没有文字，不知历法，也没有官府。作为氏族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源于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东北地区东部，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没有哪个地名是以“某某人的某某城镇”来命名的。 　　完颜部的崛起遭到了许多部落酋长的抵抗，正需要金朝建国者的祖父乌古乃这样具有才略的人，才能将诸部征服。据说，乌古乃是个勇敢的战士，嗜酒好色，食量过人。他成功地占领了全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东起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接壤处的宗教崇拜中心长白山，北至“五国城”。乌古乃被辽赐封为生女真的节度使，甚至还被辽帝接见过一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他实力日渐雄厚的证据，那就是他已在筹划通过从其他氏族中购买铁和铁制武器来扩充军事装备（女真人向来以擅长冶铁著称）。但是，乌古乃之所以能够将反抗过他的氏族和部落最终锻造成一个更有组织的实体，主要还是基于女真人想尽可能地从契丹人手中争得独立的共同愿望。
编辑本段地位
　　女真人对契丹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契丹人对他们的虐待。他们每年一度被迫向辽朝进献的特产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每年，当辽使与女真贡使到双方边界进行交易时，似乎总有强抢或暴力事件发生。事实上，乌古乃本人和所有他的继任者都有辽赐予的节度使头衔，但这看来全然没能使他们成为辽的忠实臣民。另一方面，与辽的接触以及因此而对组织和结构更加健全的政府模式的了解，都使他们认识到，凭借女真人传统的部落组织，是不足以与契丹人对抗的。使女真人得到了合法的和事实上独立的人，就是后来被尊奉为金太祖的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
编辑本段金代女真人
概况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地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证。
与蒙古接触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后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1]

高丽人
百科名片
   相关图片宋辽时期把今天的朝鲜/韩国的王氏高丽称为“高丽”。〔注：“高丽”和“高句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高丽人”的叫法却延续至今。今天的“高丽人”，指的是朝鲜人、韩国人、以及海外韩裔的总体，他们同属“三韩后裔”〔简称“韩裔”〕。

目录

高丽人的民族
高丽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北方少数民族浚流
高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的区别简介
历史发展
统辖区域
辖境内民族构成
后裔
历史的歪曲
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简介
旧五代史.高丽传
新五代史.高丽传
宋史
三国史记.甄萱传
韩国对高丽的观点中原王朝
中国谬论
高句丽的祖先
高句丽的创始者
高丽人的民族
高丽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北方少数民族浚流
高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的区别 简介
历史发展
统辖区域
辖境内民族构成
后裔
历史的歪曲
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 简介
旧五代史.高丽传
新五代史.高丽传
宋史
三国史记.甄萱传
韩国对高丽的观点 中原王朝
中国谬论
高句丽的祖先
高句丽的创始者
展开 编辑本段高丽人的民族
　　不同的称呼 　　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呼：中国大陆、朝鲜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朝鲜族（조선족） 　　欧美、南洋、港台、韩国、日本的官方中文/韩文/日文称谓：大韩民族（한민족 Korean） 〔因为华人在西方国家有一定数量，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很多事物也会有自己一套规范的官方中文称谓〕
编辑本段高丽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大韩民国：48,970,969　〔当地称呼：韩民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1,687,550〔当地称呼：朝鲜民族〕　 　　美国：2,057,546　〔当地称呼：韩人〕　 　　中国：2,043,578　〔当地称呼：朝鲜族〕 　　日本：660,214　〔当地称呼：韩人、朝鲜人〕 　　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486,857〔当地称呼：高丽人〕 　　加拿大：110,000　〔当地称呼：韩人〕 　　拉丁美洲（主要在巴西）：100,000　〔当地称呼：韩人〕 　　总计：74,616,714
编辑本段北方少数民族浚流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主要是以汉藏语系（汉人、羌人）和阿尔泰语系的人种构成（匈奴、铁勒、突厥、回纥、维吾尔、沙陀、鲜卑、乌桓、契丹、蒙古、奚、肃慎、夫余、高丽、女贞、满洲等）。对阿尔泰语系民族可以以根据地域和语族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可分为肃慎系统、濊貊系统、东胡系统、匈奴系统、突厥系统。此外还有部分北方民族属于非汉藏语系或阿尔泰语系的其他系统。朝鲜语不属于阿尔泰语系，朝鲜语跟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汇却非常少。朝鲜语跟日语一样，都是孤立语言，他们跟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语系都没有关联。持该观点的学者们以“同源词问题”支持著该观点。这些北方民族与中原的汉族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一起交往融合，不断的有新的面貌出现，可以说北方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也在演绎着一种进化，而这种进化往往向往于中原华夏文明的形式，也就是在这样的变迁中，实现了对同一文化的认同。 　　尽管在今天可以通过一些分类法对北方各民族的种族划属进行归纳，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岁月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中，很多差异悬殊的民族会构成新型的民族。如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元代则对中原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汉儿统称为“汉人”，原来南宋统辖下的人民对称为“南人”；清代女真人建立八旗制度，还融合了一部分的蒙古人、汉人、索伦人、高丽人，形成的“满洲人”。 　　有些北方民族则在其统一的过程中将其他民族归纳于自身使之形成一体，比较突出的是柔然、突厥、回纥、党项、蒙古等，在其兴起征服期间，大多将原先一些部族融合于自身。而更多的民族则在一过程中融入到比较先进文化的民族中，突出体现的是融入到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去。如前所述，元代以后的中原北方汉人实际上有汉人、女真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汉儿等；再如南北朝之后，北方的鲜卑族等也与汉人无异。
编辑本段高氏高丽人政权
　　  高句丽墓葬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朝鲜，韩国，双方都声称高句丽是属于他们本国的原始民族。 　　高句丽王族姓高氏，有多种说法。《晋书》载“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三国遗事》载“自言是天帝子，承日光而生，故自以高为姓”；李朝李承休《帝王韵记》载“朱蒙初诞，举国高之，故姓高氏”。不过三条记载都不大可信。
编辑本段王氏高丽人政权
　　  王氏高丽壁画
高丽（고려），简称丽，是亚洲中世纪时一个位于东亚朝鲜半岛的王国（西元918年-1392年），由王建所建立。1287年起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回复独立。 13世纪至14世纪时曾向元朝称臣，被元朝划为行省之一，全称为“征东行中书省”，直到元朝灭亡为止。为免与高句丽混淆，在中国大陆又称之为王氏高丽。 历史 　　918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推翻弓裔，定都于迁都至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成立后，采用了中土国家的皇室制度，直到1275年向元朝称臣为止。这与后来朝鲜王朝采用比中国低一级的名称的诸侯制度区别很大。例如： 首都被称为“皇都”； 　　首都的皇宫被称为“皇城”； 　　国王的命令称为“诏”； 　　国王的继任人被称为“太子”，而不是“王世子”或“元子”； 　　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而不是朝鲜王朝的“大妃”。 　　官制与中原相同，尚书省、中书省、六部、枢密院等。 　　993年，高丽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北宋的关系，向辽国称臣。此后为防入侵，高丽在北方修筑了千里长城。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1135年西京平壤发生“妙清之乱”，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农民暴动。 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国王和王室贵族迁都江华岛，高丽三别抄义军抵抗蒙古和元朝军队至1273年。 1275年，元朝命令高丽更改官职爵号，尚书省和中书省改为佥议府，枢密院改为密直司，御史台改为检察司，吏部和礼部改为典理司，刑部改为典法司，侍中改为中赞，平章事改为赞成事，朕改为孤，奏改为呈等等。同时废止了高丽的庙号制度。之后的李氏朝鲜亦继承了高丽向中原称臣之后的官职及习惯。 1280年元朝为了进攻日本在沈阳设置征东行省，干涉高丽国政。1281年随着进攻日本失败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再设征东行省，这以后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属国，1356年恭愍王时回复独立。 1359年红巾军侵入高丽。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北元，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在开城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高丽灭亡。
编辑本段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的区别
简介
　　王氏高丽立国于高句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一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出现的名为“高句丽”的地方政权，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另一个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 ”称呼前者，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在：
历史发展
　　一、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 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 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现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为现在的朝鲜族和韩族。
统辖区域
　　二、统辖区域不同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
辖境内民族构成
　　三、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后裔
　　四、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 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 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 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 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 ”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近代韩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南北朝。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历史的歪曲
　　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历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 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有继承关系。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也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见。”
编辑本段中国史书对高丽混淆追源
简介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五代史》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实际上王建是夺的弓裔之位，而其一生最大的敌人是甄萱。这两支势力都是直接从新罗分裂出来的。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弓裔本为新罗王子。 　　弓裔所建之国，称为‘泰封’，甄萱所建之国称为‘后百济’（该政权实际上是纯粹是都是新罗人），王建夺弓裔之位后建立高丽。朝鲜半岛出现了，原新罗（已经衰败）以及（王氏）高丽和后百济三只势力。 　　但是这三支势力全部都是出自新罗。与两百多年前的百济和高句丽已没有多大关系。 　　仔细看以下内容就可知，甄萱实际上是新罗人。弓裔的身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公元十世纪上的半岛三国，全部都是新罗和从新罗分裂出的势力。和两百多年前的三国没有可比性。
三国史记.甄萱传
　　《三国史记.甄萱传》 　　甄萱，尙州加恩县人也。本姓李，後以甄为氏。父阿慈介，以农自活。後起家为将军。初，萱生孺褓时，父耕于野，母饷之，以儿置于林下，虎来乳之。鄕党闻者异焉。及壮，体貌雄奇，志气倜傥不凡，从军入王京，赴西南海防戍。枕戈待敌，其勇气恒为士卒先。以劳为裨将。 　　唐昭宗景福元年, 是新罗眞圣王在位六年。嬖竖在侧，窃弄政柄，纲纪紊弛，加之以饥馑，百姓流移，群盗蜂起。于是萱窃有觎心，啸聚徒侣，行击京西南州县。所至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五千人，遂袭武珍州，自王。 　　犹不敢公然称王，自署为新罗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是时，北原贼良吉雄强。弓裔自投为麾下，萱闻之，遥授良吉职为裨将。萱西巡至完山州，州民迎劳，萱喜得人心，谓左右曰：“吾原三国之始，马韩先起，後赫世勃兴，故辰、卞从之而兴。于是百济开国金马山，六百余年，摠章中，唐高宗以新罗之请，遣将军苏定方，以船兵十三万越海，新罗金庾信卷土，历黄山至泗比，与唐兵合攻百济灭之，今予敢不立都于完山，以雪义慈宿愤乎。”
编辑本段韩国对高丽的观点
中原王朝
　　〈中国传统上依据“中原王朝与夷人”的二分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即中国内地）的朝代是繁荣与文明的“中原王朝”，其周边各国是没有文明化的“夷人”。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应局限于“中原王朝”，从定义上来说，所有其他周边各国应该排除在外。 　　但是，今天的中国是由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这一原因，自从现政府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一直奉行“从历史之初中国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他们认为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在中国领土之内展开的所有历史都顺理成章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根据传统历史研究原则本应该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仅仅由于他们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便被披上了中国历史的外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不顾合法依据与历史潮流，仅仅依据现有的国土，试图确定违背历史本质与进程的“领土第一的历史观”。 　　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也将高句丽历史看作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以“现有领土”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任意篡改。而且，高句丽与现代韩国人有着真实的种族联系，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韩国是高句丽王朝历史惟一并合法的继承人。
中国谬论
　　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试图将高句丽历史并入中国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了旨在分离高句丽部落起源与韩国历史或高句丽历史起源的一系列研究。 　　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强调高句丽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将高句丽部落看作濊貊或扶余部落的一部分。这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也成为了一种惯有的共识。即使这样，中国也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完全割断高句丽与韩国历史的联系。 　　由此中国出现了一种怪异假设，认为高句丽的祖先来自中国殷朝。这一理论任意将中国周朝史书《逸周书》王侯一章中的高夷作为了高句丽部落的祖先，以此宣称高句丽自西周时期就开始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封候属国。　更严重的是，中国近几年逐渐流行的说法认为高夷就是中国传说人物颛顼，也就是高阳。而且高句丽王族是高阳的后代，只因为他们同样姓高。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在中国辽西地区曾非常繁荣。中国假定这一地区为颛顼（高阳）部落的发祥地。他们认为当这一部落迁移至中原地区或中国中部的时候，“高”氏家族中的另外一支向东迁移，后定居下来成为了高句丽的祖先。
高句丽的祖先
　　正如上文中指出，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团体开始歪曲历史，将高句丽部落确定为华夏部落（中国古代汉族）的后人。而这一论点却是以《逸周书》中王侯一章为根据。众所周知，这本书是中国战国时期编著的一部虚构小说，其可信度存在严重问题。 　　中国学者还特别强调一点，中国汉字“高”是高句丽王朝名称的第一个字。但在高句丽最初是将自己称作“句丽”，“高”字是很久以后才加上去的。 　　显而易见，姓氏“高”与高句丽国家名称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颛顼（高阳）就是高夷的祖先，因为他仅仅是一个传说人物，在历史上的存在与否一直无法查证。 　　中国学者认为辽西的“红山文化”是颛顼（高阳）部落的产物，因此主张高句丽的祖先就是该部落的分支。但是红山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高句丽建立于公元前三世纪与二世纪之间。除非有确凿证据，近3000年的时间差距很难在两个古文化之间建立联系。　中国学术界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华夏部落后裔的理论同样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这不过是部分中国学者试图将韩国高句丽历史并入中国历史的主观想法。
高句丽的创始者
　　高句丽的祖先是濊貊部落人，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半岛北部以农业为生。在濊貊部落中居住在辽东与现北韩西北部的人们经过快速发展建立了第一个韩民族国家—古朝鲜。 　　之后，在松花江盆地一带的居住者创立了名为扶余的国家。濊貊部落的一部分同时也在鸭绿江中部繁衍，后来成为了高句丽的祖先。他们在公元前三世纪与二世纪以铁器文化为基础发展农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他们的独特文化使自己从其他濊貊群体独立出来。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句丽”改称为高句丽。在“句丽”将高句丽作为国家名称时，他们将自己的部落称作“貊”。由此可见，高句丽的祖先是来自濊貊部落的分支，和古朝鲜与扶余祖先相同。他们不仅区别于中国的华夏部落，而且与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的挹娄游猎部落和西部的东胡游牧部落(鲜卑与契丹的祖先)也有着明显区别。 　　后来高句丽吞并濊貊，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统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半岛的一个伟大帝国。在这一过程中，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兼并统一了数个小型濊貊部落，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南方的中国汉族部落。 　　高句丽还将靺鞨(挹娄的后裔)与契丹(鲜卑的分支)也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濊貊部落一直是高句丽种族的主脉。 　　公元668年，新罗统一了三国（包括百济与高句丽），这成为了韩国人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契机。渤海王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后裔逃向了南方的高丽，之后建立了统一新罗。至此，韩民族国家统一大致完成。总而言之，高句丽是韩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句丽统一了分散的濊貊部落,在韩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色目人
百科名片
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即外国人，是元朝时中国西部民族的统称，也是元朝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一切非蒙古、汉人、南人的都算是色目人。包括粟特人、吐蕃人等。传统的说法认为，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时，色目人赛典赤·赡思丁(郑和祖先)率领千骑迎降；太祖以「赛典赤」称呼。元朝重用色目人，入居中原的色目人，多高官厚禄，钜贾大贾。

目录

色目人介绍
范畴民族四等级制
户籍分类方式
形成过程及其渊源
户籍制度
官制
血统和族群涵义的演化色目人介绍
范畴 民族四等级制
户籍分类方式
形成过程及其渊源
户籍制度
官制
血统和族群涵义的演化
展开 编辑本段色目人介绍
　　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色目”一词源于前代，意为“各色名目”。元人使用“色目人”之名，就是指其种类繁多。当时色目人有多少种，说法不一。元末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列举了三十一种，清人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则列为二十三种。据近人核查，陶、钱所列既有重出，也有错漏。因为当时西域、欧洲人的民族成份很繁杂，元人对他们的译名又不划一，所以不可能精确地记载元代色目人的种数。常见於元人记载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等等。色目人在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大量进入汉族居住地区，他们作为蒙古人征服中亚和西域的归附者受到元朝的重视，被列为全国四等人中的第二等人，待遇仅次于蒙古人。色目的上层人物，有的是军队将领，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勾通官府的大商人。色目官员在元朝各级政府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他们可以担任汉族官员不能担任的职务，如地方政府的达鲁花赤；一般则规定蒙古人任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色目人任同知，以便互相监督。在科举考试和入仕方面，色目人享有的优遇几乎与蒙古人相同。色目人犯重刑，与蒙古人一样由大宗正府处置。但是，元朝给予色目人的优遇只能使他们的上层人物受益，下层色目人则象普通的汉人那样，处於无权地位，有不少贫苦的色目人沦为奴婢。 　　色目人是元代对西域人的统称。“色目”一词，唐代已流行，有“种类”、“诸色名目”等义。有时也把“姓氏稀僻”的人称为“色目人”，即指一般姓氏以外的各类人。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熟悉的、经常接触的是汉人（包括女真人和契丹人），而把汉人以外的，主要是把在他们西方的各民族称为色目人，有时也称为“西域人”。 　　在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回回人外，还有汪古人（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西夏人（又称河西人，今宁夏、甘肃一带），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先民，当时主要在新疆东部），哈剌鲁人（中亚巴尔喀什湖南一带），康巴人（中亚咸海以北一带），钦察人（中亚黑海以北一带）、阿速人（西亚高加）、阿儿浑人（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一带）等。当时的欧洲人（称发郎或指郎人）当然也算色目人。元末的陶宗仪说色目人有三十一种，这数目并不精确，不过可以想见，色目人确实种类繁多，不胜枚举。[1]
编辑本段范畴
民族四等级制
　　元史研究从来把“民族四等级制”看作是元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特征。根据元史学界的一般提法,元朝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据其所处等级在为官、刑罚、禁令、赋役等方面作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或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的警惕。 　　蒙古人是指蒙古高原的居民,严格说来,是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时集合的人们及其后代。 　　汉人、南人则分别指金、南宋的遗民,但汉人包括契丹、女直(女真) 。 　　色目  色目人
人是除了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所有人的总称,词源出自“诸色目人(各种类的人) ”。总之,“色目人”是汉语词汇。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蒙古人和色目人到底是如何看待色目人的概念或范畴的呢?在同时代的蒙古语史料中,是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的。但可以找到蒙古(达达) 、汉人(汉儿) 、南人(南方汉人）和与之相对的蒙古词语,却找不到“色目人”和与之相对的蒙古词语。在蒙古史料中可见到畏吾儿、钦察等各个民族、部族名,但还未见到把这些广泛的诸族总括起来的记述。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旅行记》等非汉语史料也是如此。这点是从来没有引起重视的。
户籍分类方式
　　再如,从元代户籍分类方式看,可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并不是并列区分。元代户籍分类方式是:先划分为北人户和南人户,分别相当于侨寓和土著。然后,把北人户划分为色目(人)户和汉(儿)人户。色目(人) 户还分划分为蒙古人户、畏吾儿户、契丹人户、回回人户、河西人户。侨寓划分为蒙古、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直、汉人。这个结构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 　　(1)蒙古人在色目人的项目之下。蒙古人绝对不会把自己分类作色目人的一种,色目人的范畴———有时包括蒙古人———绝对不会是由蒙古人造出来的。从而,可以认为,不仅色目人的词源,而且概念的起源也只存在于汉民族的民族分类观中。 　　(2)契丹人也在色目人的项目之下。《辍耕录》将契丹人分为汉人八种之一。由此可见,色目人与汉人之界限是很含糊的。 　　(3) 这个结构并不能证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划分制度是并列的。向来,许多学者认为,户计中看到蒙古人户、色目人户、汉人户、南人户的名称,就是在户籍制度中发现“四等人制”的实例。虽然在户籍上注明了民族或部族的名称,但这种分类方式并不意味着划分“四等”。也就是在户籍制度上并没有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并列的分类方式 。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的色目人包含蒙古人的例子。《元典章》7《吏部》卷1〈官制一·职品·内外职官员数〉将有品级官(朝官、京官、外任)划分为色目、汉人之二项目。在此,色目、汉人分别包括蒙古、南人。 　　综上所述,不但色目人一词源于汉语,而且这个概念也只存在于汉语中。色目人的词语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只是存在汉语世界即通用在汉族之中。所以,色目人就是汉族的认知。
编辑本段形成过程及其渊源
　　色目人这个词汇出现于忽必烈可汗中期。在《元典章》里,有关于色目人定义的两个案件。 　　一是大德十一年(1307)行台收到的申。下级官衙(应是肃政廉访司) 询问关于流远、出军的问题。行台参照中书省的札付,其中有“中书省官人每根底,宝哥为头也可札鲁忽赤每言语”“: 山东宣慰司、大都路、真定、隆兴、河间、广平等路申: ⋯⋯又未审何等为色目人么道申[乞]明降来。⋯⋯俺商量了,⋯⋯除汉儿、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有⋯⋯”。 　　二是延佑四年(1317) 中书省咨。其中有济宁路申:“⋯⋯欲将张不花剌配,未审女直同与不同色目⋯⋯”刑部拟定如下“: 偷猪窃盗张不花女直人氏。若拟不同色目,照得,大德八年奏准盗贼通例节该: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系色目。钦此。参详,前项贼人既是女直,不同蒙古。况兼有姓,难同色目。合与汉儿一体刺字。”中书省按照刑部拟定作出如下结论“: 都省议得,今后,女直作贼,既非色目,依准部拟,与汉儿一体刺字。” 　　根据记载,直到元朝中期连执法官吏也还不清楚对色目人的明确界定。为什么连执法官吏都不明确的“色目人”这一词语还可以存在和被使用? 前已引述,当时女直人是否为色目人已成为问题。刑部作出结论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与汉人、南人不同,蒙古人、色目人不在适用刺字范围之内。刑罚规定的差异,应从各人、各族的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寻找答案。更进一步而言,可以认为,色目人的范畴是由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的。如我们能见到的有关色目人的最早的例子:“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外,据土着汉人,拟合禁止。”准许色目人按照本俗举行丧礼,不禁止火葬。元朝基本上准许各个集团保持自己的社会习俗。从汉民族来看,为了法制上的方便,需要区分自己和其他民族。这就是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色目人”这个词汇、概念只存在于汉语史料中的理由。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为官也有类似的规定:“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任命万户府达鲁花赤时要考虑的不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区别,而是本人的出生、长大的地方或语言。 　　事实上,元朝建立之前也有汉人和非汉人之间的制度上的区别。比如对汉人的户籍制度、税制和对非汉人就不同。成吉思汗按照郭宝玉的建议颁布的“条格五章”之一是:“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如此,在军户、站户的制度上,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之间有差异。有趣的是,这条区分汉人和蒙古人及色目人之规定竟是由汉人官员建议的。 　　在窝阔台可汗时代也看到类似的事情。太宗元年(1229) 实行税制的方法是:“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牙瓦剌赤) 主之。”即汉人按每户纳税,西域人按每丁纳税。关于太宗七年(1235)在汉地的户口调查(所谓“乙未户籍”) 记载:“甲午(1234 ,太宗六年) ,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耶律楚材) 独以为不可。皆曰‘: 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耶。’公曰‘: 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lz忽睹虎等朝臣主张在汉地采用“以丁为户”,即蒙古及西域诸国的方法,但耶律楚材反对,主张施行中原王朝的方法,窝阔台可汗最终采纳了楚材的意见。 　　以后,蒙元政权于赋役制度上一直采用这样的区别。至元八年(1271) 颁布的《户口条画》记载:“回回、畏吾儿户。钦奉先帝(蒙哥可汗)圣旨:不拣什么人底民户州城里去了底,只那住的地面里、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祗应一般当者。那根脚千户、百户里有底浑家、孩儿人口每,千户、百户里也教依旧体例里当差发者。仰收系科差。”可见,对在州县居住的回回、畏吾儿户也与当地的民户一样课赋役。另一方面,属于千户、百户的则依照别的赋税体系(所谓旧体例) 。这种制度的目的明显不在于民族歧视,而是基于统属情况的差异,换言之,基于生活形态的差异。 　　综上所述,这种制度的区别是由汉人官员提议的,初衷并不含有歧视性,而是为了适应各民族之间的生活形态或制度传统的差异。可见色目人这个范畴的渊源是由汉人和非汉人之间不同的法律、社会习俗、文化、生活形态而起,也是符合汉人要求的。成宗铁穆耳即位时杨桓(汉人)奏的《时务二十一事》之一“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也可以证明。
编辑本段户籍制度
　　蒙元政府是如何统治其百姓的? 作为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的户籍制度具有一个显著特点———“集团主义”。元代户籍制度的特点是“诸色户计”,分类方式可以依照职业:例如民户、儒户、军户、站户、匠户、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户、畏吾儿户、回回户等。前已述及,据地方志 ,在户籍上已注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并未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个简单划分。基本上,元代户籍分类方式以区分外来户(侨寓户、北人户) 和土著户为主。虽然色目户也能看到,但这除了区分汉人和非汉人之外,并不具有其他功能。 　　收拢外来户有何目的? 一是为了确保赋税。如前所述,对在州县居住的色目人也得与对当地的民户一样征收赋役。二是为了处理纠纷、犯罪等问题。根据胡祗　《紫山大全集》卷23《杂著·县政要式》记载,当时地方官衙有两种户籍簿———鼠尾簿和诸杂户计簿:置军、民、站、匠诸色户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凡遇差发、丝银、税粮、夫役、车牛、造作、起发当军,检点簿籍照各家即目增损气力,分数科摊,不偏枯,不重并,使奸吏不能欺谩。至於土田、婚姻、驱良、头匹、债负,一切词讼,一一凭籍照勘。此籍如一县之大圆明镜,物来即应妍丑莫逃。续有分房、析居、复业、还俗、于驱为良等户,亦依上标附。亦置交参分外来寄居、别l}投下诸杂户计簿一扇。以备互相争讼。二簿一一从实无得漏落包套。邻佑、主首、社长互相保结,不实者罪之。各村荒闲、官地及牧马营盘亦仰于各村下标注。此籍既定别为一扇,申州申府,顿放互相照勘。目前,虽对鼠尾簿已有许多研究,但对诸杂户计簿却从未有足够的关注。与前文所述的地方志的记载比较可知,鼠尾簿是注明土著(南人户)的,诸杂户计簿是注明侨寓(北人户)的。那么,为什么分别注明? 诸杂户计簿是“以备互相争讼”的。但鼠尾簿也是“至於⋯一切词讼,一一凭籍照勘”的。笔者认为“, 以备互相争讼”表示的是所谓“约会”的裁判制度。约会是元代裁判制度l~的一个特点。在解决统属机关或习惯相异的集团(职业户计,民族或宗教) 间发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个集团的头目或长官合同协议裁决。 　　为了理解元代统治制度,森田宪司提出了“集团主义”的概念,说明“约会”及允许本俗也是“集团主义”的表现。这种制度应看做是既考虑各个集团的社会习俗,又向他们征收赋役的体制。
编辑本段官制
　　元代许多高级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这也从来被看做是一种歧视政策,但不能以此认为是基于“民族四等人制”,其实,这是“根脚( < Mon. huˇJaγur) ”的反映。蒙元政权重视家世与政权的关系。例如《, 庚申外史》卷下记述: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十道宣抚使) 余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纠弹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俱不得与其政事。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脔膻拥毳、素无学问。 　　史料如何记述元朝的为官的原则?《史集》说明:“担任代表和宰相的职位的大异密(amī- ibuzurug)称为丞相。⋯⋯由塔吉克(tāzīk) 、汉人(khitāyī) 、畏吾儿(ūyghūr) 担任的官府中的异密们、宰相们、副官们称为平章。⋯⋯在大官府(dīwān - ibuzurug ,即中书省) 中有由大异密构成的四位丞相,有由塔吉克、畏吾儿、汉人、也里可温(irkī’ūn) 等种种部族的大异密构成的四位平章。⋯⋯以前,把平章的地位只给汉人。现在(成宗时) ,也给蒙古(mughūl) 、塔吉克、畏吾儿了。”mx异密(amīr) 即司令官、将军、总督。在此相当于蒙古语的那彦(noyan) ,即游牧领主或贵族层,同时是统率军队的将军(千户长等) 。另外,那彦在蒙古语直译体史料中翻译成为官人,在元朝会是高级官员。说明平章是由各个民族担任的,关于丞相却没有如此记述。可以认为,担任丞相的仅限于蒙古那彦。由此可见,元朝政权中枢是由担任丞相的蒙古那彦层和担任平章的各个民族的官员层构成。《元史·百官志》也说明,官府的“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但这些记述都不能说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汉人、南人更高。论及地方官府“, 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可见,诸路总管府的上级官的原则是达鲁花赤= 蒙古人、总管= 汉人、同知= 回回人的序列。而且,官品上,总管和达鲁花赤相同,比同知还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色目人的实例之中,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参用”的内容较多。前引的《史集》记载及关于达鲁花赤的规定也是表现“参用”的。从这些记载可知,自中央官员至地方官员,自高级官员至低级官员,在各种官衙中,有“参用”的规定或建议“参用”。蒙思明以这种现象作为牵制汉人、南人的见解的根据。m|但应注意的是由崔　(汉人)和程钜夫(南人)提议“参用”的。当然,也有他们打算扩大士人的仕宦之道的可能性。但是,以下记载提供其他的观点:天历元年(1328)九月二十五日, ⋯⋯一。初设立各道廉访司,特奉世祖皇帝圣旨:委付的官员,蒙古、畏兀儿、河西、回回这四等人,与汉人相参着委付有来。近年以来,不依在先体例,一色人内委付两个三个的上头,哏坏事有。今后只依世祖皇帝定制,蒙古、色目内各用一员,与文字,汉人相参委付,依在先体例行呵,怎生? 奏呵,奉圣旨:正蒙古人重委付一个呵,也中。其余各色目内,止用一员者,圣旨了也。钦此。此记载并未确指某一民族,可见“参用”的目的显然不是牵制汉人、南人,问题在任命的偏向。除此以外,还有“以福建州县官类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汉人参用”,这条也可以证明。程钜夫奏:“夫南北人情、风俗、地里各各不同。若欲谙悉各处利害,须是参用各处人员。”可以认为“参用”的目的是使之对广阔的版图和不同民族的统治有利。 　　最后,指出“参用”与科举之间的联系性。在元代,科举停止了很久,才于延祐二年( 1315) 恢复实行。制度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定员是同数(以下简称“定员同数制”) ,前二者的试题比后二者更容易。好多学者以元代科举制度作为民族四等级制的根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见不到证明科举制度是为了将汉人、南人处于不利的地位的史料。元代科举制度是由程钜夫、李孟和许师敬拟定的。如上所述,程钜夫多次建议“参用”。“参用”与定员同数制应有关系。从程钜夫的观点来看,科举制度应是实现“参用”的手段。另外,应该指出的是,程钜夫建议:“当今设科,宜优蒙古、色目人以劝其趣学。”在科举背景下,有士人使蒙古人和色目人精通儒学,即士人使他们处于自己的结构范围之内的意图。[2]
编辑本段血统和族群涵义的演化
　　作为各色名目之人的外国人、异邦人的色目人，其血统其实很复杂。色目人共包括有31 种。色目人主要分为黄种人来源与白种雅利安（Aryan）人。属于白种的色目人有葛逻禄、钦察、阿速(奥塞梯)、康里、苦里鲁、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拉鲁、秃鲁花、掘儿察歹、回回、乃蛮、火里剌、甘土鲁、乞失迷儿(克什米尔)、哈剌吉答歹、撒儿哥。其中唐兀(党项)、秃八(图瓦)、土伯特(吐蕃)、秃鲁八歹、雍古歹(汪古)、刺乞歹、赤乞歹、属于黄色种。乃蛮（在近日的哈萨克人中有此部落）、畏鲁儿(畏兀儿)似乎属于黄白混血种。色目人中的黄色人种较少（主要以党项、土伯特为主），故而，色目人种大多是白种人或是黄白混血种。

南人目录

概述
词语解释
详细解释(1).南方人。
(2). 金 代对 汉 人的称呼。
(3). 元 代对 南宋 人的称呼。
概述
词语解释
详细解释 (1).南方人。
(2). 金 代对 汉 人的称呼。
(3). 元 代对 南宋 人的称呼。
展开 编辑本段概述
　　    
元代划分的四等人之第四等。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一般是指淮河以南的南宋境内的人民。在元朝，他们地位最低，最受压迫和歧视。《元史.刑法志一》：“诸汉人、南人投弃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又《贡师泰传》：“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又《顺帝纪二》：“[至元三年]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 但是，当时南人是四等人中人数最多的一种，约6000万人，这使得元朝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按照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中的记载：“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 　　而按照元史记载，元代的“河南省江北淮南诸路”为淮西江北道、江北淮东道、山南江北道三道。 　　淮西江北道包括庐州路（含和州、无为州、六安州）、安丰路（含濠州）、安庆路 　　江北淮东道包括扬州路（含真州、滁州、泰州、通州、崇明州）、淮安路（含海州、泗州、安东州）、高邮府。 　　山南江北道包括中兴路、峡州路、安陆府、沔阳府、荆门州、德安府（含随州）。 　　也就是说今天江苏省除徐州市和宿迁市区之外的全部地区、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上海市、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为“南人”。
编辑本段词语解释
　　【名称】：南人 　　【拼音】：nán rén 　　【注音】：ㄣㄢˊ ㄖㄣˊ
编辑本段详细解释
(1).南方人。
　　《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何晏 集解引 孔安国 曰：“南人，南国之人。” 唐 刘禹锡 《竹枝》词之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明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文谢之死》：“﹝ 孛罗 等﹞欲使跪， 天祥 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 清 昭连 《啸亭杂录·广赓虞之死》：“ 侍郎 性爽朗，少随 文端公 居 两江 久，习染南人风度。” 鲁迅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2). 金 代对 汉 人的称呼。
　　《金史·舆服志下》：“初， 女直 人不得改为 汉 姓及学南人装束。”
(3). 元 代对 南宋 人的称呼。
　　《元史·选举志一》：“ 蒙古 、色目人作一榜， 汉 人、南人作一榜。” 明 叶子奇 《草木子·克谨》：“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 汉 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 鲁迅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至于 元 ，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 蒙古 人，二色目人，三 汉 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

氐族目录

基本概况
民族历史民族起源
氐族的分布及迁徙
氐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人齐万年的起义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氐族政权
民族融合
史籍记载基本概况
民族历史 民族起源
氐族的分布及迁徙
氐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人齐万年的起义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氐族政权
民族融合
史籍记载
展开 编辑本段基本概况
　　  氐族
氐 　　dī 　　中国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带，东晋时，在北方和西北建立过前仇池国、前秦国、后凉国。 　　氐族自称“盍稚”，“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人自称。似与分布在秦陇、已蜀之间峻贩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人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其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氐、隃麋（糜）氐等。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一说即赤氐）等。
编辑本段民族历史
民族起源
　　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说：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  氐族居民
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 第一说认为，殷和西周，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尚书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灵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注：“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人”存在。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 由于羌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再据《大荒西经》，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明云：“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宋丁度等《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第二说认为，氐、羌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氐族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魏略·西戎传》称氐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  氐族“平东将军章”
谷县东；獂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獂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的传统地区相符。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前361年（秦孝公元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为氐族源流之一。 　　另外，或认为，氐与古老的三苗有渊源关系。三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尚书》的《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诸篇中均记有三苗之事迹。三苗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舜典》提及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因此，或认为三苗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和苗族的渊源之一。从氐族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地区留有苗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第一，据《魏略·西戎传》载氐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盘瓠为始祖的传说；第二，同书又云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第三，氐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第四，据《水经注·渭水》条云：“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所处”有关。因此，氐与三苗似有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氐族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獂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汉魏后，氐族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人们共同体。
氐族的分布及迁徙
　　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氐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  地理图
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正如《史记·西南夷传》所云：“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一此制始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提及：县“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从西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迁徙。第一次是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创郡立县后，氐人受排挤，便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魏略·西戎传》概括之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应为‘禄福，），或在、陇左右。”一部分移至河西禄福，一部分迁至关中水、陇山之间。汉武帝出兵镇压氐人反抗，迁徙一部分氐人于酒泉郡，即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迁徙是发生于219年（东汉建安二十四年）。东汉末，群雄割据，争战连年。氐区介于曹操、刘备两集团之间，往往成为两者争夺人力物力的对象。氐族豪帅亦乘机而起，在武都地区形成四股势力：一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二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一说成县西北）；三是下辨（或作下辩，治今甘肃省成县西，时称武街城）等地氐帅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拥有氐众万余落）；四是河池（治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镇）附近  氐族居住地风景
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余人。四者各自称雄，不附汉、魏。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阿贵、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越两年，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灭阿贵，千万率众投马超，随超南入蜀，投奔刘备。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于操，操对被征服之氐人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徒置于扶风、美阳；“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 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曹操领兵征讨汉中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被操遣将击破之。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窦茂率众据险抵抗，为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汉中，以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武都孤远，恐氐部为备军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徒氐人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未几，刘备占领汉中，进逼下辩，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民、氐、傁（或作氐傁）万余户于京兆、、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县之内。从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至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的氐人被强制迁徙或归附曹魏者又有3000余落及6000余人，被安置于关中。在魏蜀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 　　因而，至魏晋，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一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尤以扶风郡为多，集中在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美阳（陕西省武功县西北）、（今陕西省陇县东南）、隃麋（今陕西省千阳县东）等县。另一分布中心是陇右的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治今陇西县东南）、广魏（治今秦安县东南）三郡。广魏郡晋时改为略阳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阳蒲（苻）氏、吕氐，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十六国时，汉国、前赵、后赵、前秦等多次将氐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氐族分布地区日益扩大。如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苻坚将关中氐族15000余户迁于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坂等地。氐族强盛时，人口将近百万。
氐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诗经·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有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为氐族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人在内。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南齐书·氐传》亦云：“氐于（仇池）  氐族民族风情
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代，氐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鱼豢《魏略》亦云：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华阳国志》谈到武都郡的情况时又云：“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瞿堆百顷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仇池山上土地丰饶，聚集人口达数万户，为氐人重要农业区。 南北朝时，除了外徙的氏人逐渐被汉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农业也有发展。《梁书·诸夷传》云：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随着农业的发展，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早在东汉时，氐人的纺织品已输往内地。《说文》云：“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漆、蜡的生产，亦说明氐人的手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前秦时泾水渠的开凿及区种法的推行，均有助于氐、汉等民族农业的发展。 　　关于氐人早期社会组织情况，西汉初，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经形成。《魏略·西戎传》提及：“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人虽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疑有讹文。《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现在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甘肃省汶县境内的白马藏人或即氐人的遗裔。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影响，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与藏、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因素。 氐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魏略·西戎传》亦云：“其嫁娶有似于羌。”也许与《西羌传》所记相似。不过至5—6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
氐人齐万年的起义
　　魏晋统治者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对内属氐族的统治上层，一方面封官赐爵，予以羁摩拉拢；另一方面置护西戎校尉，驻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护军等加以监督。氐族人民除了受本族大小帅统治，还受晋朝官吏的压榨。晋初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祖四  氐族文化遗迹
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的田祖多了一倍。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负担甚重。而且，“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更加深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内迁诸族人民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残暴的统治，引起内迁诸民族对晋王朝的反抗，294年（元康四年）秋八月，秦、雍的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 　　齐万年为关中扶风氐豪。潘岳在《上关中诗表》中云：“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即其先祖似已隶属于郡县。齐万年起事后，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氐、羌等纷纷响应。起义的中心在陇山一带。当年秋齐万年被推为皇帝后，率羌胡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 　　297年（元康七年），主力军7万人移驻梁山（今陕西省乾县西北），企图东攻长安。晋以梁王司马彤为大都督，督关中军事，屯军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命建威将军周处等以5000兵攻齐，双方战于六陌（今乾县东北），晋军大败，周处被杀，震撼晋廷。后齐万年又与晋积弩将军孟观统领的宿卫兵及关中卒大战10余次，终因粮尽援绝，于299年（元康九年）正月，在中亭川（今陕西省渭水支流漆水河）兵败被俘，旋槛送洛阳遇害，余万众在寅人李特的率领下，进入益州蜀郡，继续斗争，拉开了流民起义的序幕。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氐族政权
　　西晋至南北朝时，清水氐杨氏曾建立仇池政权，临渭氐苻坚建立前秦，略阳氐吕氏建立后凉。 　　（一）前秦的兴衰及氐族的进一步汉化 　　前秦是以氐族苻氏为主建立的政权，故亦称苻秦。苻氏的祖先，初居武都，当时人以其家池中生五丈长的蒲草，称之为“蒲家”，因以为姓。曹魏时，由武都迁于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世为部落小帅。 310年（晋永嘉四年），蒲洪被宗人推为盟主，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刘曜在长安称帝，以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曾徙居于高陆（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进氐王。前赵亡后，洪退居陇山。 　　333年（东晋咸和八年），降于后赵石虎，拜冠军将军、泾阳伯。后率氐、羌2万户下陇东，至冯翊郡（今陕西省大荔县），劝石虎徙雍州豪杰及氐、羌10多万户于关东，以实京师，被采纳，拜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2万居于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  氐族文字大印
350年（永和六年）春，苻洪遣使至江左，东晋以洪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冉闵杀胡羯、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路经枋头，大多归之，洪拥众至10余万，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旋为石虎旧将麻秋毒死。子苻健继统其众。苻健根据“民心思晋”的情况，在从枋头向关中进军的过程中，打着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壅州刺史的旗号。是年冬抵达关中后，又遣使向晋称臣，直至其称帝建号后，才正式和东晋断绝关系。 　　苻健进入长安，据有关陇，“秦、雍夷夏皆附之”。351年（永和七年）春，苻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改元皇始。越年，健称皇帝，以大单于授予其子苻长。苻健一方面于丰阳县（今陕西省山阳县东南）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另一方面在击败桓温的北伐后，立来宾馆于长安平朔门内，以招徕远人；又起灵台于北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敛，卑宫室，留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史称“关西家给人足”，较之西晋末年，大有起色。 　　355年（永和十一年），健死，子苻生继位。357年（升平元年），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生自立，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坚夺取帝位后、重用王猛等，在军事上逐步统一北方；在政治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即“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同时，苻坚面对关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民族政策。苻健时，关中的社会生产虽有所恢复，但继位者苻生荒淫残暴，又使各种矛盾激化。苻坚继位后，面临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和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看法，采取了较为开明和慎重的政策。 在处理汉族的关系上：第一，废除了胡汉分治的制度，即使是氐族权贵犯法亦受惩处。如以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猛严令执法，“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第二，信用汉族士人，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和合作，促使氏族上层向封建官僚转化，使氐族下层向部曲兵户转化；第三，以汉族封建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命，积极推行“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大力宣扬汉族封建文化，当时氐人贵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苻坚还“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进而，“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同时，在经济上，苻坚等也采取一些劝课农桑、鼓励生产的措施，如推行区种法，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读以溉冈卤之田等。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氐、汉经济上亦逐渐溶为一体。 在处理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上，苻坚从“夷狄应和”出发，实行“服而赦之”的方针，优容各民族上层。对于自动归顺或战败投降的各民族上层基本上采取优遇政策。如灭前燕时，苻坚“赦慕容?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随同迁徙的共有4万鲜卑，对缓和前秦与鲜卑等族的关系及关东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前秦而言也留下了隐患。 　　为了加强对各民族的控制，苻坚一方面多次移民关中，并分地而置。如371年（东晋咸安元年），苻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10万户于关中，处乌桓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另一方面，又把氐族分散到各方镇。380年（太元五年），苻坚“以诸氐种类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雍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迁徙，对促进民族杂居无疑是有利的，但也造成“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的局面，削弱了氐秦对关中的控制。故时人发出“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之叹。 　　苻坚上述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等曾起了一定作用。但北方地区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仍十分严重，境内起义斗争连续不绝。在其统治后期，屡次征伐，志满意骄，纵欲奢侈，失去人心。不仅引起汉族的极大不满，而且被打败而迁到关中的鲜卑和羌等，沦落为被统治阶级，也对氐族满怀仇恨。 　　苻坚在执政初期，由于采取了一些劝课农桑、鼓励生产的措施，秦国内部趋于相对的稳定，为苻坚统一北方创造了有利条件。370年（晋太和五年），苻坚灭前燕，擒慕容?。翌年，灭仇池氐杨氏。遣将攻陇西鲜卑人乞伏司繁，败之。373年（晋宁康元年），遣将取东晋梁、益二州，西南诸夷邛莋、夜郎，均归于苻坚。 　　376年（太元元年），秦兵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张天锡降，徙其豪右7000余户于关中，前凉亡。同年，乘鲜卑拓跋氏衰乱之际，进兵灭代。 　　382年（太元七年），又命吕光进驻西域。于是辖地“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等东夷、西域62王，均遣使与秦联系，献方物。只有占据东南一隅的东晋与之对峙。 　　苻坚之统一北方，自恃“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欲灭东晋，“混一六合”。甚至下诏任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立第以待之”。其骄纵轻敌之甚，可见一斑。 　　383年（太元八年）七月，苻坚下令进攻东晋、其管辖区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民每10丁出1兵。选良家子3万人为羽林郎，以秦州主薄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八月，以阳平公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张蚝、梁成等所率步骑25万先行。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率蜀兵东下。是年九月初二，苻坚从长安出发，史称“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  山川景色
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这支被苻坚夸言为“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百万大军，实际上投入战争的只有苻融指挥的到达颍口（今安徽省颍上县）的30万先遣部队。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众10万抗击之。 　　是年十月，苻融前锋兵渡淮，攻占寿阳（治今安徽省寿县），即遣使奔告苻坚云：“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于是苻坚将大军留于项城，率轻骑8000，兼程赴寿阳。十一月，谢玄率晋军水陆并进，与苻坚军相持于淝水。谢玄遣使对苻融云：“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苻坚欲乘晋军半渡河围而歼之。但苻融麾军稍退，制之而不止。谢玄等乘机渡河，苻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降秦的晋将朱序又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秦军大乱，溃败不能止。谢玄乘胜追至青阿（寿阳城西30里）。“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七、八”。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淮北，收拾溃兵，至洛阳集有10余万人以返长安，晋军复寿阳，次年又复梁、益二州。 　　淝水之战后，原被前秦统治的各民族首领纷起割据自立，秦国衰落。 　　385年（太元十年）五月，长安遭西燕慕容冲攻击，苻坚出奔五将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旋为后秦姚苌俘获，缢死于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佛寺中。394年（太元十九年），坚族孙登为后秦姚兴所杀，子崇逃至湟中即帝位，寻为西秦乞伏乾归遣将杀害，前秦亡。 　　（二）吕氏建立后凉 　　后凉为略阳氐人吕光所建，光字世明，先世为酋豪，前秦太尉吕婆楼子。曾从王猛灭前燕，封都亭侯。后迁步兵校尉，拜骁骑将军。382年（东晋太元七年），苻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命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统兵7万，骑兵5000，征讨西域。次年正月，兵发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俞部主弥寘为向寻，降焉耆，破龟兹，西域30余国相继归附。苻坚封之为都督王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因路绝不通，诏令未达。 　　淝水战后，长安危急。诸将劝吕光速归，光乃于385年（太元十年），以驼200余头载珍宝奇玩，驱骏马万余匹东返，并收降原前秦高昌太守杨翰。军至玉门、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5万拒光于酒泉，光大败之，乘势直取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自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次年，闻苻坚死，遂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389年（十四年），又称三河王。 　　396年（二十一年），自立为大凉天王，署置百官，史称后凉。吕光后期刑法峻严，忌杀大臣杜进等，部下沮渠蒙逊、段业等，纷纷叛而自立。 　　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吕光死，诸子争立。403年（元兴三年），为后秦姚兴所灭。 　　（三）杨氏建立的仇池政权 　　东汉末年以后，关陇纷乱，氐族中的一支，略阳清水氐人杨腾（一说杨驹），率部徙至仇池，尽有汉武都郡之地。每当中原王朝势衰或分裂之际，杨氏即率氐、羌及部分汉人。
编辑本段民族融合
　　历代氐族政权汉化很深，故记载其本身经济﹑文化的资料不多。最早而详的当推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此文记载当时氐族情况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能种田﹑织布，同时兼事畜牧业。畜养有猪﹑牛﹑马﹑驴﹑骡等。有众多支系，各有称号。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王”，“侯”已经形成，并多受中央王朝的封拜。语言与羌﹑杂胡的语言相同，而同时又多知汉语。有姓，皆采用汉族的姓氏。婚姻家庭与羌族相同。衣服崇尚青﹑绛色。服饰方面，缘饰似羌族，而衽露又似汉族袍服。可见，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既与羌族极相近，同时又受着汉族的强烈影响。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氏，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 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将军。无子，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 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王。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为  氐族服饰
骠骑将军、左贤王。茂搜死，子难敌统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难敌死，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 臣晋，晋以毅为征南将军。 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季龙，后称蕃于晋。永和十年，改初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复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国子安为武都太守。 十二年，国从叔俊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苻生，杀俊，复称蕃于晋。死，子世自立为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为秦州刺史，弟统为武都太守。世死，统废世子纂自立。统一名德。纂聚党袭杀统，自立为仇池公，遣使诣简文帝。以纂为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伐纂，克之，徙其人于关中，空百顷于地。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 苻坚之败，关右扰乱，定尽力于坚。坚死，乃率众奔陇右，徙居历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食储于百顷。招夷夏得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称蕃于晋。 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后以为秦州刺史。登国四年，遂有秦州之地，号陇西王。 后为乞佛乾归所杀，无子。 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 谥定为武王。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蕃于晋。天兴初，遣使朝贡，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仇池王。隔碍姚兴，不得岁通贡使。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守汉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为武都王。盛死，私谥曰惠文王。子玄统位。 玄字黄眉，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虽蕃于宋，仍奉晋义熙之号。后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蕃，许之。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 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难当固辞，请立保宗以辅之。保宗既立，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 “国险，宜立长君，反事孺子，非久计。”难当从之，废保宗而自立，称蕃于宋。 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石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被系。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流人有许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时宋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以思话未至，遣将举兵袭梁州，破白马，遂有汉中之地。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难当后释保宗，遣镇董亭。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后遣大鸿胪崔颐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 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贡献于宋不绝。寻而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太延初，难当立镇上邽。太武遣车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又诏喻难当，奉诏摄守。寻而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袭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将裴方明等伐之。难当为方明所败，弃仇池，与千余骑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宫。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炽守之，河间公齐击走之。 先是，诏保宗镇上邽，又诏镇骆谷，复其本国。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说保宗令叛。事泄，齐执保宗送京师，诏难当杀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为武都王，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齐逆击，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芦，武都、阴平氐多归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文德，走汉中，收其妻子、僚属、资粮。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赐死。初，公主劝保宗反，人问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礼，妇人外成，因夫而荣。事立，据守一方，我亦一国之母，岂比小县之主？”以此得罪。 文成时，拜难当营州刺史，还为外都大官。卒，谥曰忠。子和，随父归魏，别赐爵仇池公。子德子袭难当爵，早卒。子小眼袭，例降为公，拜天水太守，卒。 子大眼，别有传。小眼子公熙袭爵。正光中，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送租于南秦、东益，普惠启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进，遣公熙先慰氐。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密令访察，公熙果有潜谋，将为叛乱。子建仍报普惠，令其摄录。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东出汉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贿赂，终得免罪。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 文德后自汉中入统汧、陇，遂有阴平、武兴之地。后为宋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 保宗之执也，子元和奔宋，以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据城归顺，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将军、武都王，内徙京师。 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僧嗣死，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归顺。献文授文度武兴镇将，既而复叛。孝文初，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斩文度首。 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献文庙讳，以小名称。鼠自为武兴王，遣使奉表谢罪，贡其方物，孝文纳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将军、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从子后起统位，孝文复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复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寻还武兴，进号镇南将军，加督宁、湘五州诸军事。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集始遂入齐。景明初，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 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梁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道迁求援于集起、集义，二人贪保边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率众破天保，全汉川，朗之力也。集义见梁、益既定，恐武兴不得久为外藩，遂扇动诸氐，推绍先僣称大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外引梁为援。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 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诏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未几，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 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大统元年，绍先请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许之。绍先死，子辟邪立。 四年，南岐州氐苻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据地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复叛。赵昶时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乃定。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然后出兵讨之。擒盖闹，散其余党。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举众内附，自是职贡不绝。废帝元年，以深为黎州刺史。二年，杨辟邪据州反，群氐复与同逆。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 周文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兴州刺史。贵威名先着，群氐颇畏服之。来岁，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军回，法深寻与其宗人杨崇集、杨陈侳各拥其众，递相攻讨。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从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 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周明帝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辩、柏树二县人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属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赵昶讨平二县，并斩段吒。而阴平、葭芦氐复往往屯聚，与厨中相应。昶乃简精骑，出其不意，径入厨中，至大竹坪，连破七栅，诛其渠帅，二郡并降。及昶还，厨中生氐，复为寇掠。昶又遣仪同刘崇义、宇文琦入厨中讨之，于是群氐并平。 及王谦举兵，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

拓跋鲜卑
百科名片
鲜卑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目录

族名来源
发源地及迁徙
历史发展：代国兴亡及北魏的建立
艺术成就
后裔流传
编辑本段族名来源
　　鲜卑的一支。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对于"拓跋"语源，《魏书》开篇就有解释：“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这种说法后世或偶有信从者,如清人吴广成辑《西夏书事》,犹称"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 　　这些假托黄帝的说法多为后代学者质疑，19世纪末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鲁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铭，给拓跋一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发现的暾欲谷碑，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鲁尼文是自右向左书写）指代唐朝，其罗马字母转写形式为t(a)bg(a)ç，或作tabγač，也写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转写。这个指代唐朝的名词，本义究竟是什么，经历过长久的争论。夏德（F. Hirth）提出tabγač是“唐家”一词的突厥文对音转写（后来桑原骘藏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家子”一说），他还指出tabγač与拜占庭历史学家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用来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⑩，应有共同的语源（etymology）11。这就把突厥碑铭资料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结合了起来。问题是，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讲述的Taugast国内对立的两个政权之一渡过大河实现统一的战争，一般认为就是隋平陈的战争，时间早于唐。
编辑本段发源地及迁徙
　　拓跋氏初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所载大致相同。但在石刻祝文中则保留了“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如闻旧墟爰在彼方”、“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等文句。证实了可汗、可敦出于鲜卑，柔然称可汗、可贺敦源于拓跋部，其后突厥、回纥、蒙古等的称呼略同。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 　　据《魏书·序纪》载，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即指沃族或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珪时追尊。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约公元1世纪前期），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至“大泽”，即今呼伦池（达赉湖）。由于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泽地带），谋更南徙，未行而崩”。今发现的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礼赉诺尔发现的古墓群，大约就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文化遗迹，表明拓跋鲜卑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居住过。当时拓跋鲜卑还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推寅后又经六世，至献皇帝邻时，一方面“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即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连同拓跋氏形成“鲜卑八国”，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另一方面因呼伦池附近荒遐，不足以建都邑，再加上随着拓跋氏社会的发展，部落首领为掠夺财富，扩张势力，就必然向南扩展，遂准备第二次南移。由于年老体衰，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诸汾遵命率众南迁，几经险阻，才到达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是牧猎的好场所，并接近了中原文化。由于两次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统领部众南迁时，约在公元160至170年之后，即东汉桓、灵二帝之际，当时正是檀石槐部落联盟强盛时期。有学者认为率领族人第二次迁徙的推寅，即是东汉檀石槐统辖的西部大人中的日律推演或律推演，而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是时间、地点或事迹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拓跋力微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之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据研究，“拓跋”的含义，乃是北人谓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序纪》谈到力微是其父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实际上是给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此后，有不少晋人和乌桓等部众也成为其“新民”。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时（220—277年），拓跋鲜卑开始了第三次迁徙。拓跋诘汾长子秃发匹孤率众从塞北迁居河西。“秃发”或即“拓跋”之异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或“索虏”，以区别于剃去部分头发的其它鲜卑部。拓跋本支，从力微时起就游牧于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由于受西部鲜卑大人蒲头的袭击，部众离散，力微投依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纥豆陵宾）之下。与宾共攻西部，宾兵败失马，力微以已所乘骏马与之。宾感相助之恩，准其北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具一带）。经10余年经营，诸旧部民渐往归附。 　　248年（曹魏正始九年），杀窦宾子，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款服，势力增强，控弦之士达20余万。258年（甘露三年），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从河套北部迁于汉定襄郡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主皆往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召而戮之，使远近震慑，相继归附。在由部落贵族和扈从武士操纵的部落大会上，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力微也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的地位。 　　同时，拓跋鲜卑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西晋政权采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鲜卑得以强盛的因素之一。力微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曹魏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261年（魏景元二年），力微还遣其子沙漠汗（文帝）至魏都洛阳“且观风土”，实为质子。接受汉人文化，穿着汉服，掌握弹丸等武艺。魏晋禅代，沙漠汗仍留质于晋，每次北归，晋均具礼护送。
编辑本段历史发展：代国兴亡及北魏的建立
　　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落这个民族共同体有了很大发展，蒙古草原各部落纷纷成为拓跋联盟的新成员。当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它异姓诸部加入拓跋联盟的有75个（一说68姓）姓或部落成分。内入诸姓到北魏时，按照原来是否为部落大人和内入后的功绩，分化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称为“勋臣八姓”。除本部外，四方诸部还有35姓（一说32姓）与拓跋部落经常发生朝贡关系，“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只是与拓跋保持岁时朝贡，即政治上交聘或从属，经济上交换的关系。后随着北魏势力强大，兼并的部落日益增多，大都逐渐转为内入诸姓，变成编户齐民。 　　至295年（晋元廉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时，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今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上源）之西，东接字文部，为东部；以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统领一部。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县东北）北，为中部；以猗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禄官继承父业、与晋通好，社会较为安定，“财畜富贵，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牧地有所扩展。 　　298年（元康八年），乘宇文莫廆子逊昵延朝贡之机，将长女嫁之，以示结好。 　　304年（建武元年），应晋州刺史司马腾之请，与猗率部破匈奴汉王刘渊于西河（今山西省离石县）、上党（今山西省黎城县南）。 　　307年（永嘉元年）病卒，侄猗卢继位，总摄三部，成为塞北的一支强劲力量。 　　310年（永嘉四年），猗卢遣侄郁律率骑2万、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铁弗匈奴。猗卢因功受封为大单于、代公，并求晋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乃徙10万户以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312年（六年），遣长子六修等为前锋，亲统20万众作为后继，击败匈奴汉国刘聪子粲于晋阳。 　　313年（建兴元年），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小平城），令六修镇之，统领以晋人为多的南部。 　　315年（三年），受晋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316年（四年），猗卢欲废长立幼，以少子延明为嗣，因与六修有隙，召征不至，遣军讨之失利，乃微服逃匿民间，寻为六修所弑。 　　拓跋郁律时（317—321年），击败入侵之铁弗匈奴刘虎，以女嫁来附之虎从弟路孤。进而向北部草原发展，“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士兵精强，雄于北方。拒绝前赵刘曜、后赵石勒的请和及东晋的封爵，而有“平南夏之意”。又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历10年之久，汉化较深，学会了不少中原的典章制度。 　　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在繁畴（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北即代王位，年号建国，分国之半与弟孤。次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用代郡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其余官职及名号，多仿晋制。又制法律，定反逆、杀人、偷盗、乱伦之刑，史称“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自此，代初具国家规模。 340年（东晋咸康六年，代建国三年），定都于云中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翌年，又于盛东敌城南8里筑盛乐新城，逐渐开始农业生产。曾多次进攻高车、铁弗匈奴刘卫辰等部，掠取奴隶和牧畜。“东自?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当时实际控制疆域大致跨有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山西省北部。 　　376年（太元元年，建国三十九年），前秦苻坚应刘卫辰之请，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分数路会攻什翼犍，代国灭。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倾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建立后燕。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什翼犍嫡孙、慕容垂外甥拓跋珪乘机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 　　398年（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迁都平城，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当时，北方形势极为复杂。北魏不仅面临柔然、高车、库莫奚以及后燕、西燕的威胁，而且还有企图拥立其叔窟咄的守旧势力。于是，拓跋珪首先击败窟咄，“悉收其众”，翦除内患。继而向外扩展。 　　387年（登国二年），拓跋珪率军大破其南边的独狐部，刘库仁之子刘显逃奔西燕。翌年，击败其东边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库莫奚部，获杂畜十余万头；又破嫩江流域解如部，获男女、杂畜10余万。389年（四年），攻高车部落大破之。翌年，袭击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20余万；又讨纥突邻、纥奚、豆陈、贺兰、叱奴等部。六年，西讨黜弗部，北征柔然。又破刘卫辰部，共获名马30余万匹，牛羊400余万头。拓跋珪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虏获了大批战马和牛羊，而且还收降了不少部落，成为塞外一大强国。395年（十年），与慕容宝会战于参合陂，在参合陂之战中大破后燕军，俘获士卒4—5万，皆坑杀之。397年（皇始二年），乘慕容垂新死，亲勒六军40余万，进兵中原，先后攻取晋阳、中山、邺等名城重镇，拥有黄河以北之地，隔河与东晋相峙。 　　至423年（泰常八年），拓跋珪孙、拓跋嗣子拓跋焘（北魏太武帝）继位后，改革吏治，并加强军队的管制，使用北魏骑兵，四出征伐。 　　427年，俘夏主赫连氏，杀之，夏国灭。（北魏攻夏统万城之战）至此，北魏统一北方的形式已经不可逆转。 　　429年，重重挫败了柔然，使得北魏大为缓解了北部边境（北魏破柔然之战）的重大威胁。 　　436年（太延二年），攻占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燕冯氏灭。439年（五年），兵取凉州，俘北凉沮渠牧犍，收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城内户口20余万，及仓库珍宝无数。 　　442年（太平真君三年），太武帝收服西凉李嵩之孙李宝，并屡次亲率骑兵，击败柔然、高车，获戎马百万匹，部众数10万落；又遣将袭吐谷浑，使慕利延败走白兰（今青海省黄河源西北）。同时，还采取镇抚兼施的策略，使西域诸族及东北契丹等族遣使朝贡。遂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继而450年（十一年），率军10万南下进攻刘宋，经略江淮，围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直抵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后遭宋军顽强抵抗，掠淮南5万余户而返。北魏辖区逐渐扩至淮河以南，形成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疆域东北起辽西，西至新疆东部，南达秦岭、淮河，北抵蒙古草原。 　　道武帝、孝文帝等的改革及拓跋鲜卑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变化　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前，基本上处在早期家长奴隶制阶段，以游牧业为主，各部落民在一定牧场上进行游牧；部落民对于部落大人或渠帅交纳一定的畜税及服兵役、徭役；八部和“内入诸部”的大人把一部分畜税再交给盟主。而四方诸部渠长与盟主则保持一种“岁时朝贡”的关系。至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并有相当一部分部落民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和进取中原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适应中原地区的需要，并促进鲜卑的封建化和向农业定居过渡。 　　首先，拓跋珪注意延揽人才，吸收汉族士人，制定朝廷典章制度，按照周秦以降中原王朝的规模，建立北魏朝廷。在保存汉人原来的社会制度和采用汉人原有的租税制度的同时，拓跋氏与汉族世家豪强也逐渐相互交融结合。 　　其次，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变部落民为国家编户。拓跋珪在386年（登国元年）四月，改称魏王后，即下令“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即解散原来参加联盟的四方或内入诸姓部落乃至帝室十姓部落，强迫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各部牧民不再成为各部大人的私属，而变成北魏国家的编户，分给土地，以从事农耕或进行定居牧放，不准随便迁徙。在击败后燕之后，于天兴初，第二次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悉令造籍”。并实行“计口受田”的办法，使其逐渐从事农业，转向定居。离散的部落民，仍设大夫或别帅管辖。至457年（高宗太安三年）正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编户齐民才告完成。孝文学时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进一步促使部落组织解体，有利于拓跋鲜卑与汉民族等错居杂处，共同成长壮大。 　　再次，实行“计口受田”，“劝课农桑”，扩大屯田，减轻租赋，并徙民以充实京师，发展农业生产。 　　拓跋珪卒后，拓跋嗣继位仍沿袭封建化的方针，注意简贤任能，劝课农桑。413年（永兴五年），奚斤等破越勤信尼部落，徙2万余家而归，后将新降人置于大宁川（今河北省宣化县一带），给农器，计口受田。 　　北魏初期，经过“计口受田”及“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农业已成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基础，但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歉收时，还要靠畜牧业接济。国有牧场和私人枚场上的畜牧业都相当繁荣。除了八部牧民从事畜牧业外，还有被拓跋焘迁至漠南的高车、柔然降附之民，从事耕牧，岁致献贡；河西国有牧苑的牧子，养马200余万匹，驼骆100余万头，牛羊无数。此外，如契胡尔朱荣，在北秀容川（今山西省朔县西北一带）就有辽阔的私人牧场，“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裤军用”。北魏对于畿内及郊甸的农民，采取了封建性的田租户调的剥削方式。对于从事畜牧业的各族牧民，也采取封建性的剥削方法，如421年（明元帝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此外，还有一些力役之征，如筑城、建宫、造苑、运输、兵役等等皆是。 　　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经过近百年，至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471—490），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巩固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及其祖母冯太后在代魏逐步汉化的基础上，大力改革，促进北魏进一步封建集权化，鲜卑人日益汉化。 　　第一，创颁“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初立三长制，推行百官俸给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等，加速北魏在政治、经济上实现封建化进程。 　　485年（太和九年），下诏计口分配空芜土地。凡男年十五以上受露田40亩，女20亩。奴婢同样受田，丁牛1 头受田30亩，以4头为限，由于当时施行休耕法，授田一般是2—3倍。所授之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亡，须还田于官。此外，初受田男子另给桑田20亩，作为世业，身终不还，可传子孙，不许买卖，但超过20亩者可卖其余，不足者可买，在缴纳麻布为“调”之地区，男授麻田10亩，女5亩，奴婢相同，年老身死，还田。新附民户，每3口加宅田1 亩，奴婢5口1 亩。桑田及宅地为世业、受田后不准迁徙。地方官按级给公田。均田制仅分配无主荒地，未触及地主原有土地。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主人，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岁出帛1 匹，粟2石，还有力役，而有奴婢8人或耕牛20头，才缴纳同额租调。因而均田制虽授给包括鲜卑人在内的各族农民以一定土地，但获益最多的是鲜卑贵族和中原的世家豪强。嗣后北齐、北周和隋唐皆沿此制，办法略有变更。继而又颁行三长制，即五家立1邻长，五邻立1里长，五里立1党长，校比户口，造户籍。以强化县以下地方组织，更严密地控制人口，限制人民逃亡。同时也是为了检括荫户，与豪强争夺人口，扩大征调赋税的对象，以增加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 　　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三种制度先后颁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诸族人民编制于土地上从事生产；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再加上483年（太和八年），百官俸给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的贪赃在法，巧取豪夺。同时下诏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减轻手工业者人身束缚的先例，凡此种种，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迁都洛阳，更便于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 　　北魏原都于平城，地处偏北，为了避免柔然的直接攻袭，更好地与汉族地主联合，推行改革，加速封建化，以巩固北魏在中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493年（太和十六年）秋，毅然定计迁都洛阳。次年，南徙洛阳。495年（十九年），孝文帝又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使南迁之人永远定居下来，断绝北还之念。但为了照顾旧贵恋土之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第三，禁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著汉眼，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至495年（太和十九年），又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并云：“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孝文帝还大力提倡著汉服。 　　在语言、衣冠汉化的同时，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二字，据《魏书·序纪》所载，拓跋氏为黄帝之后裔，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改拓跋氏为元氏，以继华夏正统自居。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宗族诸姓及勋臣八姓（见前）之外，又根据各宗族祖宗的官位，分别列入姓或族，并为汉族豪强定姓族。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升降，以门第高低来品举人才，即所谓“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实际上，就是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与汉族世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并结成姻戚。通过婚姻关系，不仅双方在政治上休戚相关，利害与共，而且使胡、汉在血统上凝为一体，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如上所述，道武帝、孝文帝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大力推行汉化，目的是为了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的融合，以巩固其统治。但通过均田制等的实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各项汉化措施，客观上推动了鲜卑本身的发展，也促进鲜卑等族与汉族的融合。 　　北魏末年各民族大起义和东西魏、北齐、北周的更替　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后，经北魏太祖拓跋珪和孝文帝元宏采取一系列措施，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期（一说是家长奴役制），迅速向封建制飞跃，几经破坏的北方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但由于北魏统治和剥削仍很苛重，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也极残酷，征兵无度，往往将少数民族充当民族仇杀、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以后，政治腐败，贵族官僚日益荒淫奢侈。宣武帝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王公贵族腐化不堪，竟以豪侈相尚。“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同时，广建佛寺、石窟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贵族世家为了满足其骄奢腐朽的生活，除了经营田业、盐铁、舟车、山泽之利外，朝中权贵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纳货用官，皆有定价”。而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贪黩刻削人民，并用大斗长尺征调。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均田制破坏，连年水旱饥荒，民不堪命，天下怨叛，从499—521年（太和末年至正光二年），20余年间，起义或反抗竟达26次之多，至524年（正光五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 　　北魏初都平城，为了拱卫京都，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拓跋焘时，“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囿，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并沿平城北边陆续设镇防守，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六镇，此外还有御夷镇（今河北省赤城县北）及远在河套之西的高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薄骨律（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等军事重镇。六镇镇民来源，大都是：鲜卑拓跋部族成员，被迁徙的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如敕勒、吐谷浑、杂胡、江淮诸蛮等）和徙边的罪犯。因而，使留居北镇的鲜卑拓跋部成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与迁洛的“本宗旧类”的“各各荣显”相比，他们丧失了特权，仕宦阻隔，被视同府户，为镇将奴役，“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六镇府户和中原鲜卑贵族间的矛盾，镇内将官、奸吏与士兵的矛盾日益激化。六镇府兵处于中原贵族官僚和本镇将吏的双重压迫下，于是揭竿而起，拉开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 　　除六镇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关陇莫折念生和万俟丑奴的起义，河北杜洛周、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山东邢杲的起义，山西稽胡的起义外，其它各小股的起义，史不胜书。既有北边少数民族的部落起义、牧民起义，又有中原各地的汉族起义，其势如燎原之火，几乎燃遍整个中国北方，使北魏王朝的统治受到了强烈冲击，分崩离析。东西魏的分裂，北齐、北周的出现，可以说是这次大起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随着北魏政权的衰落，地方势力抬头，在关中以东，自尔朱荣于530年（永安三年）为魏孝武帝所杀后，继之而起的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在关中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及宇文泰。高欢灭尔朱氏后，自居于晋阳，遥控洛阳政权，魏帝元脩不甘充当傀儡，与高欢矛盾激化。534年（元熙三年），高欢调集20万大军，分道南下，七月，元脩放弃洛阳，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北魏12世，历148年而亡。高欢入洛阳，拥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是年冬末，宇文泰毒死元脩后，拥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史称西魏。 　　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北齐鲜卑化风气极盛，鲜卑贵族在朝廷仍占重要地位。 　　西魏大权掌握在丞相字文泰手中。泰知人善任，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擅长方略。历文帝、废帝、恭帝，执掌西魏军国实权20余年，其间，对外与东魏进行沙苑、洛阳、芒山等大战，并遣兵取蜀中，灭萧梁于江陵；对内重用关中汉人，依靠关陇地主集团支持，进行改革。西魏初，即命有司为二十四条新制，颁行之；后又采用苏绰制定的文案程式和计帐户籍之法，裁冗官，置屯田，而以苏绰所提《六条诏书》，即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治国方针，推行均田制和赋役制，发展关陇农业，减轻农民负担；设六官、定十八命、罢门资，由朝廷任命刺史府官，以改革官吏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并收编关陇豪族武装，与原来统辖的以鲜卑为主的军团合成二十四军，正式建立了由八柱国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度。府兵制是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初置十二军、以诸将分别统率，成员初大多为鲜卑人，后逐渐吸收关陇汉族豪强的地方武装，兵员日增，共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每1仪同领士兵1000人，六柱国合众48000人。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平常牧耕，按规定自备弓刀，参加训练或作战，警昼巡夜。从而相对地提高士卒的身份地位，使六镇军人与关陇大族结合，形成关陇统治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为宇文氏取代西魏，进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十月，宇文泰卒，第三子宇文觉继立。次年正月，逼恭帝逊位，觉称周天王，即帝位，史称北周。中经世宗明皇帝宇文毓，及至武帝宇文邕于560年（武成二年）即位后，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延揽人才。以武川镇将为核心，极力笼络关陇、山东、河东的汉族世家，加强中央集权。 　　572年（天和七年），在诛杀专断国政的堂兄大家宰宇文护后，进行改革。首先，尊儒毁佛，以儒家为正宗，尊儒学为国学。搜集儒家经典，广求儒生，宣扬儒家“王道”、“德政”，以实现大一统。 　　537年（建德二年）辨三教先后，以儒家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574年（三年），针对寺院、僧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诏禁佛、道二教，毁经像，罢沙门、道士，令还俗为民，纳税服役，“使民役稍稀，祖调年增，兵师日盛”。其次，继续改进府兵制，罢中外府，大选诸军将帅，改军士为侍官，扩充府兵来源，广募汉族子弟等充之，除其县籍，归于兵籍，兵民分治，由皇帝直接控制，负有更番宿卫和作战御侮之责，并日益与均田制结合，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向兵农合一的封建兵制转化。府兵达20万人左右，增加北周的军事力量。对外，周武帝北与突厥和亲，娶木杆可汗俟斤女为皇后，连兵伐齐。南与陈朝通好，约中分中国，使南陈进兵淮南，以牵制北齐。575年（建德四年），亲率北周军6万攻拔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围金墉（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翌年，攻克晋州，乘机进取晋阳。577年（六年），攻邺，追俘北齐幼主于青州，灭北齐，统一北方，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领域。下诏统一度量衡，制定《刑书要简》，力行均田制，释放杂户、奴婢为良。进而欲“平突厥、定江南”。578年（宣政元年）三月，遣军攻甫陈，夺淮南之地，擒南陈大将吴明彻，俘斩3万余人。五月，总戎北伐突厥，至云阳宫（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因病还，卒于途。后继者或昏庸或年幼，大权落入外戚杨坚之手，581年（大定元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无论是东部鲜卑，还是拓跋鲜卑及西部鲜卑，经过魏晋南北朝与汉族等错居杂处和通婚，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入隋、唐以后，拓跋鲜卑也最终完全被汉化。鲜卑等族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联合，崇尚儒学，采用汉制；内迁鲜卑诸部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鲜卑语与汉语同时并用，而且汉语成为诸部的通用语言；夷夏观念逐渐淡薄，“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生活习俗方面民族特点逐渐消失，通过杂居通婚，血统上溶为一体。 　　隋朝、唐朝以后，鲜卑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后裔在两朝中均居于重要地位。隋、唐建国者杨、李二家是鲜卑化的汉人，其母、妻为汉化的鲜卑人，而先祖又多是北魏北周北齐的显赫官员。至于两朝的文武达官显宦，鲜卑为数不在少数，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都督、刺史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有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名相长孙无忌、中唐文学家元结、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人。无怪乎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讽刺坚持“夷夏之分”的人时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说明鲜卑贵族入居中原后，逐渐汉化，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对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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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把拓跋部作为西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的墓葬使用头宽脚窄的木棺，有的墓室设陈放随葬器物。以牛、马、羊、狗等家畜殉葬，但经常是以头和蹄等作为象征。长弧颈展沿壶、小口展沿罐、长弧颈盘口壶和小口盘口罐等是富有特征的陶器，这些器物的表面常常饰有竖状和网状的暗纹与水波纹等 ，以此作为初步判别拓跋鲜卑遗存的依据。其中出土金银器的主要有：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苏泗汰、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呼伦贝尔盟拉布达林墓群、凉城县蛮汉山南部小坝子滩窖藏、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这些遗迹出土金、银饰件不容忽视反映了拓跋鲜卑文化演进的一个方面。 　　三道湾墓群出土有双马纹、单马纹、三鹿纹、双鹿纹、单鹿纹牌饰、驼形牌饰，还有带钩、耳坠、花饰、片饰和泡饰等丰富遗物 ，也是目前拓跋鲜卑墓葬中惟一进行过分期的遗迹。第一期年代为公元2世纪初到2世纪中叶，第二期时代相当于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分期标尺，拉布林达墓群早于三道湾第一期墓葬，林西县苏泗汰墓大约与三道湾第一期相当，小坝子滩为4世纪初。出现了拉布林达、三道湾第一期和苏泗汰、三道湾第二期、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小坝子滩的大致先后年代序列。 　　拉布达林的24座墓仅在5、24号墓出土金耳坠 ，从整个出土遗物的比例上看数量并不多。金耳坠的制法也相当简单，只是用金丝盘成环形，上部带勾（图1）。三道湾的金带钩、金耳坠、金花饰和金泡饰稍稍复杂（图2、3），金耳坠是用金丝层层盘结而成，制作比较细致，与扎赉诺尔出土的铜耳环的形状和制法十分接近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木图那雅河畔，先后四次发掘，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鲜卑的遗存。这种简单的金耳坠等饰件，并无明显特色，在北方地区各民族遗物中广泛出现，质料也多样。然而稍晚的遗迹中，出土器物中除了金耳坠还有较大型的牌饰，制作上要复杂得多。 　　三道湾墓群共50座，出土金器的墓7座， 15、17、118、122号墓为第一期，有双马纹牌饰、单马纹牌饰、单鹿纹牌饰（图4、5）。20、110号墓为第二期，有双鹿纹牌饰、驼形牌饰。2号墓没有分期，出土三鹿纹牌饰和片饰（图6）。总体上看，金器出土情况有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现象。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这种现象未必就是发展演变特征，但如果仅从三道湾墓群出土的金牌饰来看，第一期15号墓出土的双马纹牌饰是按马的形体自然做出器型，而第二期的三鹿纹牌饰则加上长方形边框，动物饰于框内，摆脱了以动物自然形态为器形的做法。与三道湾第一期时代相同的苏泗汰墓出土的金牌饰似乎能代表金器制造的水平 ，那是一件长方形金牌饰，镂空出三鹿纹（图7），长7.8厘米，宽6.2厘米，重16.9克，含金量90%以上。 　　拓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样式也有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的动物。马纹也多见，有的马呈站立状，头部似有圆形冠。双马是在一跪卧状的大马背上，站立一个小马，马头部也有圆形冠。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 　　三道湾第二期以后金器显然增多了，也变得复杂多样，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一个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 。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一个身躯和四个动物头部合成，动物头似兽非兽，似鸟非鸟，身躯的束腰处一边为骑坐的人，一边为怪兽头。另一件被称作虎噬鹿纹金饰牌，其实虎、鹿的形象并不十分清楚，虎的腹部的怪兽被描述为狼头。还有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4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组成，背面錾有“猗陁金”三字  猗陁金的出土
。据考“猗■”，即“猗陁”，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后，3世纪末拓跋鲜卑分为三部，“猗■”统率其中一部，居今凉城县境内，曾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 。小坝子滩窖藏恰好出土有“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镂空出对称的双羊，用了很夸张的表现，头部很大，昂首大眼，盘角粗壮绕至后脑部。目前，大体确认的拓跋鲜卑的各种牌饰采用了圆雕、透雕、浮雕及镶嵌工艺，立体感很强。饰牌有穿孔，应是装钉在某种器物上的配饰。时代越晚动物种类也随之增多，和林格尔三道营乡另皮窑村发现一座北魏早期墓 ，推测是拓跋鲜卑高级贵族的墓葬。出土金碗、条形饰片、管状金饰、野猪纹带饰和野猪纹圆饰等。土默特左旗也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的金器 ，有神兽纹带饰、云纹牌饰和火焰纹牌饰等。这两批金器均为包铁芯的金饰件，另皮窑村有的牌饰上还镶嵌各种宝石，野猪纹的形象写实。  拓跋代国金印, 刻著<晋鲜卑归义侯>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兽导行的神话，而出土的牌饰纹样也都带有一些神异色彩。《魏书·序记》云：“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 。遗物中的神兽纹样，与文献记载的族源与祖源神话在观念上吻合 。而拓跋鲜卑所推崇的具体神兽中，“形似马”的动物也常见，有的马实际并非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扎赉诺尔墓地也出土飞马纹、马纹、鹿纹、羊纹铜牌饰，虽然可以认为都属于北方系青铜牌饰风格，但这种特点突出的马形牌饰在其他时代和民族文化中不多见。最富特色的鹿纹也是如此，形象并非写实而加以神化。奇特的动物形制和纹样的出现，联系拓跋鲜卑人的神话传说，或许不是偶然的。
编辑本段后裔流传
　　1、拓跋氏。大多为北魏孝文帝时皇族远枝或部民，未获得改姓的权利。其次是西魏时期赐予李氏等族姓以“拓跋”的尊姓。其人多分布于甘肃、陕西、山西一带为多。 　　2、拓氏。大部分由拓跋氏一支发源而来。其居住地也与拓跋氏相近。 　　3、源氏。由拓跋鲜卑一支秃发氏演变而来。该源氏始祖为北魏西平王源贺。其族人在广东有分布。 　　4、元氏。北魏高祖孝文帝改帝姓“拓跋”为“元”，后帝族遂以之为姓。其族人分布较分散。唐代元稹、金代元好问等皆出于此。 　　5、袁氏。该枝系出自帝姓“元”氏，是北魏孝文帝后裔，后改姓为“袁”。其人于湖北、四川有分布（字派中有“德、光、基、庭、邦”者即是）。而明代湖北公安袁宏道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