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江西历史上出现了多位极其卓著的音韵学家，诸如《大宋重修广韵》作者南城人
陈彭年、《中原音韵》作者高安人
周德清、《正字通》作者宜春人
张自烈、《问奇集》作者新建人
张位等，但鲜有江西人氏对本地口音进行系统性的著述。近代以降，赣语研究就逐渐兴起，成书于
乾隆年间的《辨字摘要》，反映了两个半世纪以前赣语
临江方言的语音系统。《韵镜校笺》中张麟之记载：“往昔相传，类曰《洪韵》”，而《朱子语类》卷140亦提及：“洪州有一部《洪韵》，太平州亦有一部韵家文字。”除此之外，赣语使用地区的州县的地方志中都会对本地方言进行记录描述。
一般认为，
罗常培的《
临川音系》（1940）是对赣语最早的现代研究书籍。不过在罗常培《临川音系》发表之前，江西本土就有人对江西方言进行过研究，并使用了“赣方言”这一名称。他就是《赣方言考》的作者，
南康人
邬心普。但邬氏的“方言考”是对他家乡的方言“南康土音”的记录，而南康话现属
客家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赣方言”。
比邬氏、罗氏的研究早十多年的有高安人涂锉的《国音四种》。其第四篇“改正土音法”完整地归纳了高安土话的声韵调系统，并从“声母的变动”、“韵母的变动”、“声母、韵母共同的变动”、“平仄的变动”四方面总结了高安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差异。
现代汉语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初，1940年罗常培出版的《临川音系》则是现代赣语研究的开山之作。由此算来已有有七十来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一阶段是指1949年以前民国初期这段时期内，语言学上用
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赣语对研究进行研究分析。
罗常培的《临川音系》是第一部使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赣语的专著，于1940年出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七），全书17.5万字。该书除了对临川方言的语音等语言特征作出详细地描写和分析以外，还论述了历史上历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对赣语和
客家话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对调查研究有指导性的意义，对赣语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1935年春天，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任和
李方桂到
南昌进行方言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各市县来南昌求学的江西各地的学生。当时共调查了五十二个方言点，之后用铝片录制的音档在
抗日战争中锈蚀损毁。其限于种种条件，调查的材料长期未能发表出版。
第二阶段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二阶段，是指从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内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加之
文字改革、推广
普通话等语文工作的进行，其前部分时期的赣语研究是与上述语文工作相互配合而开展的。在赣语的分布地区，五十年代陆续开展了对赣语县市的方言普查任务，如1957年和1958年江西省教育厅开办了两期方言调查学习班，由
江西师范学院的余心乐教授等在南昌训练来自全省各市县中学的一批教师和师范学校中文系的学生。之后以普查的成果为基础，相继发表了不少方言调查报告和学习普通话手册。同时起还同样出版了一些品质很好的著作，诸如余心乐，何姿文的《江西方音辨正》（1964）、杨时逢的《南昌音系》（1969）、余直夫的《奉新音系》（1975）等。
第二阶段赣语研究的主要成绩是第一次对现代赣语进行了全面调查，大致弄清了现代赣语的基本情况，获得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赣语研究者。这一阶段赣语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工作面广，强调配合语文工作的实际需要；缺点是由于方言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推广普通话，要求有限，只有较短的时间留给许多人来完成任务，调查人员的专业水平又参差不起。除部分方言点以外，调查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深度都还不够，出版的专著亦有限。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处于地下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第二阶段后期的赣语研究乏善可陈也就在想像之中。
第三阶段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三阶段是指文革结束的1977年至如今的这一段时期。文革结束以后，《方言》、《中国语文》等语言学术专刊上陆续发表了一批赣语研究的学术论文，各大专院校对赣语进行了大量详细的论述。此外，海外学者在亦有多番赣语研究的著述发表，民国初期由赵元任、李方桂等在江西的调查材料后来由杨时逢整理成若干篇论文在
台湾发表。后年来，
法国语言学家
沙尔和
日本语言学家
大岛广美等人也分别到江西做过实地调查，并在国外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著作。1983年，中国国家社科规划重点专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会工作正式启动。B-11图（江西湖南）对赣语的分布情况有详细的描绘。而同样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专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从1991年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赣语部分共有三部词典：熊正辉的《南昌方言词典》、颜森的《黎川方言词典》和魏刚强的《萍乡方言词典》。
2002年7月2日至7月6日，“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这次研讨会由
南昌大学文学院主办，来自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赣、客方言研究者56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1篇。会议由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纶鑫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饶长溶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雪贞作会议总结。
方言主条目：
赣语的方言中国东南一带多为
丘地貌，这造成了现代社会以前交通的不便，人们之间交流受到限制，因而
古汉语在南方衍化生成了现如今的各类汉语，即使划分为同一汉语的内部各方言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
江西地貌多以山地丘陵为主，并且与中国其他六大汉语（
官、
吴、
闽、
客、
粤、
湘）的通行地域全部接壤，因此赣语的有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边语言的影响，赣语甚至有“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夸张说法。
主体区 江西赣语主条目：
江西赣语 湖南赣语主条目：
湖南赣语湖南是赣语在江西本部之外分布最大的一块区域。江西人自唐朝以来就一直向湖南输出移民。由于移民时间不同，形成的时间也就会不同。李冬香认为湘东中部的赣语，应该形成于元末明初；湘东北部、南部、以及湘西南主要来自于唐宋时期；湖南中部即
湘江亚区主要来自于元末。葛剑雄（1993）指出：“从唐末五代开始，江西作为长江流域的人口输出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五代时，江西人迁往湘北及长沙一带已有相当数量。北宋开梅山后迁入的汉人，亦多来自江西。……通过元末明初大移民，赣语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方言分布。”
湖北赣语主条目：
湖北赣语现今
湖北的东南一隅都是赣语的范围。早在唐代，时人就已经察觉
江汉平原中部以东地区并不通行楚言，误称之“吴语”。到了
北宋时期，
张耒就在《齐安行》写道：“黄州楚国分三户，葛蔓为城当楼橹。…客樯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啪来湖湘。”这里的“湖湘”是指黄州附近的
长江西南岸，即湖北的东南一带。明代
袁宏道在金牛镇亦言“村姑语带蛮”。个中的“夷言”、“蛮”俱是指不同于当时官话系统的赣语了。
这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移民运动。作为文化的天然载体，移民对于语言的扩散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据研究，在明清时期迁入鄂东北的移民中，江西人占到88%，迁入鄂东南的在80%左右或略多。但其后，鄂东北发展为江淮官话区，而鄂东南则成为了赣语的通行区了。
[32] 福建赣语主条目：
福建赣语福建的赣语区主要是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建宁、泰宁等闽北县市。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
北宋中叶全福建共有100万户，闽北就占有40万户人家。宋末一百多年战争频忧，届时江西移民已经开始踏足闽北。
严灿在《兵火后还乡》中写道：“旧时苍陌今谁问，却问新移来往人。”这里的“新移来往人”便是翻过
武夷山的江西人。移民大体按路程的近远而增减，邵武军最多，南剑州（将乐、顺昌）其次，建州（建阳、武夷山市）又次之。江西人对闽移民直到明清之后还在继续，明代
王世懋在《闽部疏》上就说“建邵之人常豫音”，今闽北各县到处还都有迁来三五代、八九代的“
老俵”。
安徽赣语主条目：
安徽赣语安徽的赣语区主要是皖西
大别山南麓和沿江两岸的怀宁、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东至、石台、贵池西部及东南角等八个市县。据当地人说，他们的祖先应该是在明初的时候从江西的“瓦西坝”成批迁徙至皖定居的。
[安徽赣语应该说是由江西永修县的吴城镇迁移而来。乾隆28年癸未版《叶氏宗谱》就是证据之一，以下为该版撰写人叶世丛所写之序及原版序言扫描图2张。
1734 世丛序 今夫尊祖莫要于敬宗，敬宗莫要于收族，收族莫要于合谱。盖谱既合而后族之散者有以萃之使聚，疏者有以联之。使亲远者有以引之，使近虽累百世而婚姻不至至于或通，名分不至于或乱。固有宗不期敬而自敬，祖不期尊而自尊者也。吾南阳叶氏楚叶县尹，沈诸梁字子高之后也。叶公先世是为那季公周武王同母弟十人，而那季公居其末，有贤德为周司空，称其职，而非五叔无官者比。食采于沈，其后遂以沈为氏。叶公之父曰：沈尹戌。吴破楚而杀以成仁。至今犹凛凛有望气焉。叶公承其绪，亲炙圣人而闻，近悦远来之。政故讨白公之舜，而民望之如慈父母焉。国既宁乃谢令尹司马之事，而老于叶。其后遂以叶为氏。 夫那季公既为文之昭而在振振公子之列矣。而叶公父子乃又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其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也。不亦宜哉！虽自秦而汉，自汉而晋，族不正著。然唐宋以来名公钜卿蝉联鹊起，文人学士霞蔚云蒸，固有更朴不能悉数都也。非祖有功而宗有德，积厚流光，而能若是乎？
居豫章之吴城者，未考其所自始，而子姓极其蕃衍，所谓“吴城两岸叶遮天”是也。及元季陈友谅据鄱湖为乱一时，居民各鸟兽散。我始祖君奇公，亦遂率诸族人，渡江而东焉。其卜居他郡他邑，越在数百里之外者。今固不相闻问矣。至若并处潜阳如西乡之君常公暨南北两乡诸公，虽经今数百余年，支分派别。然敦本者犹岁时伏腊，此往彼来，喜相庆而忧相吊。不至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非诗所云，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耶？前此族兄素庵作谱未竣，丛亦既踵而成之矣。然固吾东门井头一支之谱终不能使散者聚，疏者亲，远者近也。爰是谋诸族长，合各支之谱而为一谱，以尽收族之义焉。然非理其绪而分之则西必有混于东，南必有混于北。虽曰尊祖而实则有亵于祖。虽曰敬宗而实则有渎于宗，安用是谱为哉？ 今故于每支世系各系以所居之地，若纲在网。有条而不紊。庶使合族子姓开卷了然。各尊其祖，因以共尊其祖之祖，各敬其宗，因以共敬其宗之宗。蔼然有恩以相爱，秩然有礼以相接。则是谱一合而仁让兴，又何忧于散者之不相聚，疏者不想亲，远者不相近，至有通婚姻乱名分之弊者哉？然则惟其分之也精，故其合之也一。虽谓一谱之中具有经纶之道焉，可也顾或因谱既合而此藉彼之贵以陵人，彼资此之富以傲此，不遵家训不守家规，比周为党，作奸犯科。吾恐叶公复起终身不正视之矣！能不愧为关雎麟趾之裔乎？ 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合族尚其念谱。 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岁桂月重修梓 雍正甲寅1734岁 君奇公十二世裔孙贡士任 苏州府学司训 世丛原序
方言岛浙西方言岛明末清初，大量来自江西
南丰等地的移民迁入赣东北以及浙西南山区，在当地形成众多赣语方言岛。主要包括两支，一支是南丰话，另一支是建宁话，统称为麻山话，都属于赣语
抚广片。在赣东北，麻山话分布于8个县市（含赣语
鹰弋片的分布区域）的100来个乡镇，使用人口近20万。在浙江，南丰话是常山县的第二大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县人口的1/3。
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列示的分布于赣闽浙吴语区的赣语方言岛有：
- 浙江省衢县：沟溪乡直坞村、石果乡麻蓬村、下郑乡下铺村和苑村等17个村（南丰话）
- 浙江省常山县：二都桥、宋畈、狮子口、白石、球川、龙绕、同弓、钳口、芳村、东鲁、新昌、芙蓉、毛良坞、招贤、五里、东案、大桥头、青石18乡镇共526个村（南丰话）
- 江西省广丰县：洋口、鹤山2乡镇（南丰腔）；河北、枧底、比古3乡（麻山腔）
- 福建省浦城县：盘亭乡界牌村（麻山话，近抚州、南丰口音）等 陕南方言岛
陕东南部有江西移民带去的话，主要在
商洛地区，
镇安、
柞水、
商南和
商县、
洛南、
山阳、
丹凤部分地区；
安康地区，
紫阳、安康部分地区；据说中的
宁陕、
石泉一带。这些分布于陕西南部安康、商洛山区的“下河话”和“江南话”与当地的
中原官话和
西南官话区别甚大，而与鄂东、皖西南的方言极为相似。其具体形成与历史上清朝乾嘉年间鄂东、皖西南地区大规模移民有关。顺治十八年，清朝颁布《迁海令》，濒海居民迁居内陆，由此产生“湖广填陕西”的说法。康熙年间，清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并颁布优惠条文，这使得大量皖、鄂、湘、赣的居民迁入陕南地区。《商南县志》记载，全县人口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余猛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间人口翻了近20倍。郭沈青指出，陕南当地人所谓的“下河话”指来自汉水下游鄂东北地区的
江淮官话（属江淮官话黄孝片），“蛮子话”（江南话）指来自皖西南和鄂东南地区的赣语（分属赣语
怀岳片和
大通片）。孟万春、姜国栋将陕南方言同鄂东赣语和皖西南赣语相比较，发现三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商南蛮子话与其祖语皖西南赣语相隔千山万水，历经二百五十多年竟然还保留了很多的相同点。除了语音之外，许多特征词也有惊人的相似。”
据调查，陕南地区大致有七个赣方言岛，其中四个分布在商洛地区，三个分布在安康地区。
- 商丹方言岛，分布在商南、丹凤两县北部的蟒岭山区，包括商南县的14个乡镇、丹凤县的11个乡镇。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商丹方言岛的赣语使用人口为167668人。
- 陕南方言岛，分布在山阳县南部金钱河上游，鹘岭以南的山区，使用人口约9万。
- 柞东方言岛，分布在柞水县东部的五个乡镇，镇安的洵河流域，使用人口约５万余人（1990年）。
- 木王方言岛，分布在镇安县西南的木王镇，使用人口约16874人（1989年）。
- 汉北方言岛，分布在汉滨区北部的叶坪镇、中原镇大部及东镇乡部分，使用人口约15000人。
- 牛蹄方言岛，分布在汉滨区西南的牛蹄乡，使用人口约7813人（2003年）。
- 中池方言岛，分布在石泉县东部的中池乡、迎丰镇，使用人口约5888人。
川方言岛根据崔荣昌的《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四川赣语分布在
会东县的大桥区，是明代随军入川的。
贵州方言岛蒋希文在《黔东南汉语方言》中指出
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0%的人口是赣湘移民的居住区，使用的语言和赣语关系颇深。
广东方言岛梁猷刚发表的《广东省北部汉语方言的分布》说到，广东的赣语分布在
南雄县、界址区、梅岭区，及珠玑、湖口、梅岭少数人，总共大约两万多人，当地人自称为“江西话”。
] 海南方言岛丁邦新在《海南岛方言调查报告》中表示
海南的
儋县、
昌江县沿海一带和
三亚市河西区、羊栏镇的一些村落居民的白话音是一种“介于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一种方言”。
台湾方言岛台湾的江西人基本上都是民国三十七、八年征兵而来的。
[39] 根据“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统计，仅往台的江西移民数量就达124,670人，拥有大量赣语人口的诸省如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赴台人数都有10~20万人次之众。徙台的移民大多居住在
眷村里，继续保留着原住地的方言，但时至今日大多已经式微。
和其他语言的关系地理上，江西可以说是整个
南中国的枢纽，既是汉人历次南迁的走廊、又是
苗瑶东进的过道、还是
越人西迁源头之一，多种历史层次的积累也就使得赣语呈现丰富的多元性。
原始层百越语主条目：
赣语中的古百越语词一览上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大致分布著
华夏、
东夷和
苗蛮三大氏族集团。华夏居于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活动于东部地区，而苗蛮则活动于
鄱阳湖滨及
赣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苗蛮集团古代又称“有苗”或“三苗”，《战国策·魏策》注明：“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彭蠡”即今
鄱阳湖。《朱子全集》卷七十一亦写到：“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筠州”即今
高安。江西等地的考古发现同样印证了上古三苗人在赣地的生活历史。“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周围地带，都发现了具有浓厚土著色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如赣北地区的
山背文化、湘东北平江舵上坪诸遗存等。……两地都已产生早期几何型印纹陶的拍印工艺。因此，都是古三苗的文化遗存。”但是以山背文化为代表的赣江下游和鄱阳湖地区文化遗存，既表现与古代南方其他原始文化有联系，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
自
禹征三苗之后，“三苗”部落便从史籍上消失了，在南方代之而起的是越族。从来源上看，越族可能是苗蛮的后裔。
[关于越族的活动范围，《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更具体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学界一般都认为“
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由此可见，自夏以后，江西等地区的居民应为越族。一般认为古代百越物质文化遗存是以
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 而江西境内180余处已发掘的商周文化遗址基本上都有几何印纹陶出土。
[49] 如中国考古学重大成果之一的江西
吴城商代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大量几何印纹陶，纹饰特别丰富，“应是与中原商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古越族文化。”
[50]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居民为百越民族，其通行的语言自然也就是非华夏语的民族语言——古越语。现在居住于中国南方，归属
壮侗语系和
苗瑶语系的各民族，不论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与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此外，还有某些学者认为，现今中南半岛的一些民族，比如说泰国的
泰族、老挝的
佬族、越南的
京族、甚至属于南岛民族的
台湾原住民，都和百越族有相当程度的密切关联。至今赣语与北方官话之间的差异都还较大，这也是因为其底层与
侗台语族有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语音、语法、词汇上都有所表现，即古百越语的遗存成分。他们当时古百越人在学的汉语后，遗留在新学语言中的旧语言的沉淀和化石。这可分为几方面来说：
如语法方面：1. 侗台语族修饰词组中，中心语常在前，定语常在后。赣语中也常有类似倒序词，如，腰身（身腰）、牢监（监牢）、闹热（热闹）、笋干（干笋）。2. 台语名词中动物性别常后加“公”、“母”， 赣语中也一样，如，猪公（公猪）、牛牯（公牛）、鸡婆（母鸡）。3. 副词修饰动词时，壮语“先”[koon]、布依语“再”[tiam]在动词后，赣语也如此说，如，走起（先走），吃滴凑（再吃一点），吃快滴（快些儿吃），走好（好好走）。副词修饰形容词时，壮语“极”[au]在后，赣语中也有在后的使用，如，辣伤（很辣）、红狠（很红）。再比如词汇方面：1. 名词。有些事物常见于南方，有字或无字，即使有字，也可能因南方民族词源而后起。如，蚻巴子（蟑螂）[tshat]，前字相当于傣雅[saat7]。2. 动词。如，啄tot，鸟啄物；搂[lɛu]，挖，同侗语[lɐu1]等等，都应属同源。
吴楚语主条目：
赣语中的古吴语词一览和
赣语中的古楚语词一览春秋时代，江西都被称作“吴头楚尾”。春秋早、中期，鄱阳湖以西地区都属于楚的范围，即所谓“南楚”之地；余汗（余干）以东则属吴越之地。这也就和秦朝之前，鄱阳湖东西两侧分别有鄱、艾两个封邑的记载相吻合。 春秋晚期，吴国大力拓疆。公元前504年，吴王夫差“伐楚取番（
鄱阳县）”，而后尽占鄱阳湖之楚地，今之赣境全属
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尽取其地，今之赣境又归
越。之后，楚国复兴，越国退至余汗以东。至公元前306年左右，楚灭越，今之赣境最终归
楚。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交替入主赣地。据此可推测当时江西境内通行的应是吴越语和楚语。
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
侗台语族等民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未变化。越后为楚国所灭，而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
楚国征服的，原始赣语也应由楚语分化，即楚人给赣语地区带来了华夏语的基础。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楚语和古吴越语相融合已经形成一种由地方特色的语言。
至今赣语还和
吴语、
湘语有许多语音、词汇上的共同点。甚至在江西近江至今还保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的通城、崇阳、赤壁，到湖南的临湘、岳阳、平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还读浊音。 赣语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以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有
介音，三等介音也比其他南方汉语多，影母洪音读[ŋ]，表现出古代中原的音韵特点，可能是中原汉音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
后世层
古代汉语
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汉民的不断南迁使得赣语大部分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语言系统。在音韵方面，赣语没有受到近古时期汉语系语音演变的影响。例如，现今学术一般认为认为上古汉语有19个子音，而赣语的子音亦为19个，亦是说上古汉语的19个子音赣语全部得以保留。在语法方面，古汉语中定语、状语后置的结构依然继续存在。词汇方面更是保留有许多古汉语中的字词句构。（参照“文法”、“词汇”等章节）
罗杰瑞（Norman 1988）在《汉语概说》中提出“古南方话”（Old southern Chinese）的假设，以便解释各东南汉语的一些共同点。他说：“这些方言古代相似的程度远甚今日，可以视为具有某种共同历史渊源。”其理由如下：①轻唇读同重唇 这种现象在闽方言例证最多，赣、客、粤语则在部分词汇上有所反映。 ②见组声母颚化 汉语语音史研究显示，舌根声母的颚化历经两个阶段。较早一个阶段是分化为中古时期的见组和章组。较晚一个阶段即中古见组到现代方言的变化。前一个阶段的变化影响遍及所有汉语方言，只有闽语少数例字犹保存舌根音念法（如“痣、齿、枝”以及当动词用的“指”）。后一阶段的变化只有粤、闽及部分赣客语、吴语未受波及，其他汉语方言都受到影响。 ③上古歌部字在闽、粤、客方言都有古音[-i]尾的遗迹：粤语“舵” [tʰai]，客家话“我” [ngai]，福州话“破”[pʰuai]，赣语南昌话“大”[tʰai]、“哪”[lai]或宜黄话“何”[hai]。
词汇方面赣语各方言保留有一批和其他汉语不一样的古汉语的词汇和表达。如：日头（太阳）、月光（月亮）、霍闪（闪电）、日上（白天）、夜里（夜晚）、当昼（中午）、第日（第二天）、䁐牛（放牛）、屋里（家）、灰面（面粉）、清汤（馄饨）、眠梦（作梦）、通书（黄历）、话事（说话）、吃赢手（占便宜）等等。此外还有大量保留古音、古义的词汇作为日常使用语。如：㡠抻、䆡䆲等等。
现代汉语
历史上江西时常与周边邻省划分为同一行政区域，例如曾与湖广同为楚国、与浙江同为吴国、与福建同为百越、与广东同为“江西行省”、与江南同为“两江道/路”，历史上中原不断有移民徙入江西，因此赣语同周边汉语都有着或多或少、深深浅浅的关系，一般认为与客家话的关系为最。
唐代以降，江西人在中国南方都进行过大量的移民，如明初的时候发生大规模“江西填湖广”，填补湖北安徽地区因战乱留下的人口空缺。因此几乎任何一种南方汉语都可以和赣语挂上钩，这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汉语言，比如徽语、平话等。
客话
由于历史渊源和人文地理等因素，所有汉语言中以客家话与赣语最为相近，二者早期同属于古赣语。二者的通行区域都相互连接，在社会历史上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同源——源自中原地方，赣语和客家话先民居地在东晋以前北起并州上党，西到司州弘农，东达扬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因历年战乱而逐次渡江入赣。南下的中原汉民带来的中原话在楚语分支-傒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古代的江西话。后来二者异地分居，各自发展：赣北、赣中的古赣语因为处于地势开阔的近江、近湖地带，从而以开放式地方式演变，吸收了近古时期周边汉语言的影响，最终形成当今的赣语。客家先民迁入赣南、闽西后，因其地处山区所以演变趋于保守，后又因为江西地方人口膨胀且土、客相仇，客家人再转徙入台、粤等地，从而便形成今日的客家话；而且赣语和客家话还同流——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共处。这导致于中国语言学界对客家话与赣语是合并为一区还是分成两区一直有不同看法。直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中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分为11个单位，首次将“赣语”和“客家话”分立。
赣客之间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层次和演变格局有如：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与次清声母合流；知、章组按等分立；赣语和赣南、闽西客语共同存在来母细音塞化层；日母共同存在中古层；见系开口一等共同存在读i介音的层次；见系二等都不带介音；鱼韵广泛存在与虞韵有别的中古层；阳韵合口字“筐眶”广泛存在读开口的层次；效摄均有一些点保留一二等豪肴有别的中古层；大面积存在“猫”字读宵韵的层次；咍、泰韵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灰韵广泛存在中古后期的层次；全浊上声调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
赣语和客家话长时间地互相渗透影响，要从语音上划分出二者的界线是很困难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客、赣语分开，主要依据的是声调特点——古全浊上声、次浊上声及部分次浊平声归阴平，以及一些日常用词的不同。罗培常等学者通过比对3000条词语，客家话内部3点以上一致又与赣语相同的词语仅543条，不到总数的20％，也低于客家话与粤语相同的733条。大多数条目两者并不相同，而且，这不相同的词语大多都是基本或常用词汇。如在“赣-客-粤”中，耕田分别为“栽禾-莳田-插秧”，交合则为“肏-鸟-鸟”。1992年李如龙、张双庆将赣、客常用词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在一千多条词语中，赣、客两者有明显差异的条目为478个， 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可见，尽管赣、客是有紧密的姊妹关系，但在汉语大系中，把它们分为两个大区还是比较合适的。”并认为，“用词汇、语法去区分赣、客较之用语音特点的条目更加有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客家话和赣语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赣、客基本词汇很不同”。] 赣、客分区的现行标准中还参入了非语言的要素──“客家意识”，但该因素也使方言分区标准陷入混乱。[
湘语
江西历史上有“吴头楚尾”的称谓，但袁家骅等学者认为，“按照合理的推测，古代这片土地的居民的语言可能包括在吴语、楚语以内，或者至少同吴语、楚语有亲密的关系”，这说明江西、湖南古代的通行方向应该同古楚语非常接近。而古楚语是今天湘语的源头之一，因此在所有汉语中赣语和湘语有很大的共同性。如“细伢子”、“堂屋”、“崽”这些基本词汇在两种语言中字音和字义都是一样的。再如量词“只”，在赣语和湘语中都被广泛使用，这一情形在其他汉语中都比较少见。对于雌性动物，二者都加“婆”于名词后，如“鸡婆”、“狗婆”等。有研究指出中原雅音历史上是由湘地带入江西的，赣语和湘语之间自然也就有比较多的相似性。
尽管二者历史上关系密切，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互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差异逐渐明显。湘语在后来主要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影响，湖南西北部甚至成为了西南官话区。而自唐以后，赣语和客家话发生发生学上的关系后，二者音系上差异更为加大了。
然而，唐宋以来湖南一直接纳著大量的江西移民。谭其骧曾说：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十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十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十九。《湖南人由来考》中统计湖南的外来移民以江西人最多，达63.1%，湖南本省次之，为10.7%，再考其祖贯，则大半又是江西人。随着江西籍移民的大量涌入，赣语在湖南产生巨大影响，湘东由北向南，乃至湘中、湘西都变成赣语区，而新化、衡山、麻阳数地的湘语也带上了不同程度的赣语色彩。同时，对于湘语内部形成新、老湘清浊两大分野，赣语起到相当的作用。[
吴语
江西古属吴地，晋朝以后南迁至江西的北方移民在给赣地带来中原官话的同时亦吸收了当地古吴语的语言成分。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吴语中有非常多的名词都是以“子”结尾的。这一痕迹在赣语中保留了下来。比如在南昌话中这一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如“奸子”、“曱巴子”、“璧蛇子”等，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汉语中时不常见的。此外，像“找头”、“看头”、“想头”等以“头”结尾的词汇据分析亦来自古吴语，并且这些词汇依旧保留在现今的吴语中。而论及赣语对吴语的影响，以对其宣州片最深。如宣州片的影母洪音都读[ŋ-]；泥、来母洪音前不分；[g-]母变为清音送气；“嘚”尾亦十分丰富，这些语音词汇特征都是吴语所没有的，而和赣语相同。
就现实的分布而言，赣语和吴语在赣东北交汇。赣东北的主要方言是赣语、吴语和徽语，此外还散布着众多的方言岛。吴语主要分布在上饶市信州区、上饶县、广丰县和玉山县。如果不算吴语区的其他赣语方言岛，铅山县是江西赣语分布的最东端，当地汉语方言以赣语为主，使用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87.4%，吴语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北的傍罗、青溪和鹅湖（傍罗、青溪现已并入鹅湖），使用人口约占9.7%。铅山还有闽南话和畲话，二者都是明清之时从外地迁来的。
铅山赣语和吴语的并立局面可能较早以前就已存在。宋代朱熹《铅山立春之一》云：“雪拥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吴头。欲问闽天何处，明朝岭水南流。”诗中称铅山为楚尾吴头。清代程夔《河口竹枝词》说：“鸣榔晚起渔舟唱，半是吴歌半楚歌。”信江从青溪进入铅山，流经鹅湖镇政府所在地江村后，又经过铅山的新县城河口。河口现在通行赣语，到说吴语的江村只有十公里。所谓“半是吴歌半楚歌”，可能是指河口附近信江上的渔夫音杂吴楚，语音兼有吴语和楚语（赣语）的成分，也可能是指有的渔夫操吴语，有的操楚语，似以后者为是。就铅山划入吴语的方言点而言，比如江村话，也受了不少当地赣语的影响。而附近上饶话与铅山话的核心词共有率要高于上饶话与广丰和玉山吴语的共有率，说明上饶话与铅山话发生了很深的接触关系，只是上饶话在音系上还保留着浊音（老派）和四声八调的吴语格局。
闽语
主条目：闽赣方言北宋的两百年间，闽北的经济文化都十分强盛，后因为多番农民起义导致人口一直锐减到明末。据《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的统计，从明初至明末，建安府人口减少24%，邵武军减少45%。然而到了清代中叶，建安府人口增加3.5倍，邵武军更翻了五番之多。其增加人口俱来自两宋之后人口剧增的江西。如同治年间所修撰的《广信府志》记载到：“铅山入闽门户，车马之音昼夜不息。”1958年主编《福建编年史》的陈遵统察看过邵武诸大姓的家谱之后，亦发现邵武的大部分中原移民十有八九是由江西而来。江西对福建的移民从宋朝一直持续到近代，仍有当地居民迁徙而来的时间只有两三代人。大量的江西移民使得原邵武军四县市转变为赣语。《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罗列出当地方言与赣语的相同语音特点多达15项，而与闽语相同的只有9项；常用词与赣语相同的有92条，与闽语相同的只有31条。此外闽赣方甚至闽北语在词汇等语言特点上都有不定程度的赣化。
粤语
主条目：粤赣方言从地理上看，赣语区和粤语区并无交界，但根据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变动记录，和迁入广府氏族的记录，粤语使用人口主要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末年从北方迁来的，而且不少来自江西，研究发现粤语和赣语之间的关系也颇密切。梅祖麟《南北朝的江东方言和现代方言》指出：“粤语若干字反映的洽狎之别、支与之脂之别，不是直接导源于江东方言，而且间接来自早期赣语。”但由于有“客家认同”这个非语言因素，以及学术上认为粤语的形成起始于秦汉的假设，本来是一个只有“平面”差异的赣粤体系被分成三支“汉语”。
迁粤的江西移民也影响了粤语的语言文化。詹伯慧、张日升（1998）指出粤西十县市中高要、四会、广宁、德庆、怀集、南丰、新兴、平台等八处都说“吃”。而粤语的中心地区如广州、东莞等地都说“食”，粤语的非中心地区多数地点则说“吃”，见于《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吃食”。韶关大学中文系的庄初生对此解释为历史上有大批的江西移民迁入粤西等地，赣语的“吃”便逐渐取代了粤语原本的“食”
其他
历史上，江西人在中国南方进行过大量的迁徙活动，赣语也就因此广泛分布于南方各地，更加影响了当地的语言，这都包括一些分布比较小的语言。
如赣语对徽语的关系上，学术上一直为把徽语划入“赣语”或是“吴语”而有争论。地理上徽语的南、西、西北面都受赣语的包围，在赣语的巨大影响之下，形成一种似赣非赣的语言，尤其在声母方面古全浊声母在徽语中全部清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列出徽语共同的九条音韵特征，其中多达七条和赣语一致。词汇上平田昌司在《徽州方言研究》中列出18条徽语共有的基本词，而其中过半都与赣语相同。因此美国汉学家罗杰瑞直接认为“把绩溪话划入赣语的问题不大”。[
再比如说湘南、粤北的土话，历史上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江西籍移民迁入。经多位学者查证，发现桂阳、蓝山、汝城、临武、东安、宜章等土话通行区的居民多是唐、宋以后从江西中、北部移民而来的。]由于赣语人口的大量迁入，这些地区程度不等地受到了赣语的侵蚀，湘南土话、粤北土话都带有赣语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