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yuting1-看麦家长篇小说《暗算》理解压码

麦家及其作品《暗算》、《解密》
刘玉栋：“解密”麦家
《解密》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丝毫的放松。当然，麦家也不会放松的，用他自己的话讲，“生活中，我除了迷恋小说之外，几乎别无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麦家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发表评论]

他们都死于性生活--读麦家最新长篇小说《暗算》
麦家的最新长篇小说《暗算》，仍然像《解密》一样引人入胜，十分好读。不知是什么机缘巧合，使麦家闯入了一个秘密世界，挖掘到了如此诱人的题材……[发表评论]

作家应努力成为作者--读麦家的小说《暗算》

?麦家简介?

麦家，男，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等150余万字。作品曾多次获奖。《解密》被中国小说学会评定为“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第一名；中篇小说《陈华南笔记本》获新加坡“华语文学奖”；电视剧《地下的天空》(编剧)获第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等。全文





?小说跟魔术一样，都是假的。但小说家跟魔术师一样，利用种种机关，竭力营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让明知是假的受众深陷其中，如痴如醉。

? 麦家无疑是小说家中最具魔术师气质的，这位以诡秘著称的江南才子，以偏执的方式修炼小说，使我们的小说有了不死的活力和诱惑。这似乎正应了英特尔前老板格罗夫的一句名言：这个世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小说《暗算》带给你全新的阅读感受--它现在不过是一句广告语，但我们相信，最终它会成为你一种真实的体验，一种约定。
责任编辑：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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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暗算》比《解密》更好看。

? 《暗算》依然讲述了那个神秘之地--“701”的故事。依然是一些秘而不宣的天才人物的无墨登场、绝地厮杀。依然充满了与秘密、神秘相纠缠的悬疑情节，以及与偶然、未知相关联的无常的命运。跟博尔赫斯一样，麦家偏爱书写“传奇”，但目的不是讲一个传奇故事就了事，而是挖地三尺，挖得人揪心的痛，像剥除了皮肉，又洒了盐。有评论家称麦家的小说是“新智力小说”。但我们认为，不如叫“特情小说”更切中要害。



-sunyuting1

麦家长篇小说《暗算》连载之序曲(01-06)


　　序曲

　　0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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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地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个30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无需我亦步亦趋。可临了，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但是，我一出机场，刚要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我父母给我起名麦家，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话说回来，“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像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到“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我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通过得还算利索。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是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的。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入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于是，心存不安。于是，想“亡羊补牢”。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而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飞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踅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一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的。我不能想像，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艺，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居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的，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邀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让我上车。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的，已经坚持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04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701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字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监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监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要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安，人们当面都喊他安院长，背后则称安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趟”。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就像五个手指一样伸长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山城。这一条山沟也是最宽敞的，701的家属院就建在此，院子里有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运动场地等，几乎是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的，进出也不难。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经常来采访，一来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几次下来，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老戴墨镜(我自23岁起，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不休，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人们都喊我叫墨镜记者。

　　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就进出的难度言，也是越来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而第四条，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此外还有一个701培训中心，是个副局级单位，建在山沟的左边，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呈扇形张开，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据说，行动局其实没几个人，他们的人大概都是“出门在外”的。

　　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监听局，再一个是701机关，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和培训中心，是面对面，相对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后。前者为701机关，后者为监听局，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都是公用设施，如球场、食堂、卫生所等。

　　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年复一年地，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兽成群结队，驱车前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路都是盘山公路，发黑的沥青路面，看上去挺不错的，只是过于狭窄，弯又多，很考验司机的手艺。据说，山体里还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我第二次去监听局时，曾提议安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老头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似的。

　　也许吧。

　　不过，说真的，在我与包括安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难想像，如果只有害怕，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的。

　　好在还有“希望”。

　　当然，更好在每年还有“解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sunyuting1

05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很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但职业本身具有的严格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连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有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仅是一睹而已，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是无权留存的。再说，如果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解密日”。

　　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而是始于1994年，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安院长离任的年头，也是我初步有写作此书打算的年头。由此不难想见，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为结识了两位乡党，而是因为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密日”。因为有解密日，我才有权进山，去“里面的山沟”看看。因为有解密日，701人，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说，若没有解密日，我写作此书的愿望将无从谈起。

　　06

　　我的身份无关紧要，我说过，这里人都叫我墨镜记者。我的名字叫麦家，如此而已。生活中，邂逅一个人，或者邂逅一件事，这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形态，一种经历，一点趣味而已，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和创造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现在，我忧郁地觉得，我与两位乡党的邂逅，属于后一种，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我不觉得这是好的，但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选择。

　　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遗憾的是，最支持我写此书的安院长，已经去世，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他的死，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有变成了无。如果说，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

　　此书谨献给安院长并全体701人！


第一部 听风者

　　第1章 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安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701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时，安院长还是安院长。就是说，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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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还是“密中之人”。再说，那时候，也还没有“解密日”之说，即使现在，他依然没有被列入解密的名单中。根据以往惯例，701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10年左右，如果以10年计，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常识问题。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

　　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之前私自将阿炳故事告诉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所谓艺高胆大，他是艺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时处701众人之上，比众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冲冲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性理由，决定性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另一个，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的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的，夜里还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01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像，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侦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因为它们远远比我的生命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侦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在1969年的那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侦听的苏联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系统突然静默了52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一例外的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记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52个小时会发生多少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52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52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全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的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02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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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机关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钱院长亲自挂帅，四号人物吴副院长(兼监听局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7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监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28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十分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它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至于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3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03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钱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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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头头”，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我们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是最无可指责的，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天上飘去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钱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到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04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

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过的，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不说了，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一动不动的，像个死人，直到我跟他道过别，准备离去时，他突然喊了一声“首长”，然后这样对我说：

　　“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

　　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

　　他说是个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着又向我解释说：“这无所谓的，等你去了，问村子里任何一人都行，他们都认识他。”

　05

　　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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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

　　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的。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呶，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像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的外厅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他说在的，就在外面，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来到外厅，孩子左右顾看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的。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支吾的口吻对他说：

　　“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经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发现是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地，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了一样地发作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你是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人的东西！骗子！骗子！……”

　　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掴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不情愿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我看到的他，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诞。

06

　　世界有时候很小，那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原来是罗山一个单位的，几年前才退休回来村里养老。不用说，罗山是通过他知道阿炳的。

　　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3岁还不会走路，5岁还不会喊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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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可以这样断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着这双耳朵，他虽然双目失明，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

　　老人认为，凭阿炳出奇的听力，最合适去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谋碗饭吃。但罗山来村里看见他这样子(又瞎又傻)，断然不肯，阿炳母亲，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对他现在的结局(我告诉他的)，老人没有幸灾乐祸，但也没有一点悲伤或者惋惜什么的。

　　就在我跟老人聊谈期间，有人抱着个小男孩又来“考”阿炳了。孩子才一岁多点，还不会说什么话，只会跟人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从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村里人，说的也是普通话。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一边引导孩子喊“阿炳叔叔”，一边要阿炳“耳测”他是谁家的孩子。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阿炳叔叔”后，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就这时，阿炳用一种没有丝毫犹豫的语调一口气这样说道：

　　“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是个男孩。我不会记错的，关林出去已经九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了，在福州××××部队上当兵，出去后回来过四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的端午节，是带着他老婆回来的。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我记住的，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结巴，感觉像在背诵，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这些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它们就自动淌出来了。

　　老人向我解释道，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有300多户人家，大大小小近2000人，村里人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惟独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只要你是这村子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好事坏事，他都能如数家珍的报说出来，无一例外，少有差错。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知根知底。

　　我惊诧不已。

　　我想，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里没电话。当天晚上，我赶回城里，要通我们局长的电话，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该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我们局长犹豫再三，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院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

　　“俗话说，十个天才九个傻子，十个傻子一个天才。听你这么说，这人可能就是个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带回来吧。”

07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陆家堰。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

　　游艇在码头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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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走进了屋密弄深的陆家堰村。

　　离祠堂不远，门前有7级台阶，走进去是一个带天井和回廊的院落，里面少说有七八家住户。村里人告诉我，30年前的一个夜晚，这个院子曾接待过一支部队，他们深夜来凌晨走，这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部队。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中肯定有一人让这儿裁缝家的女儿受了委屈或者欺骗。10个月后，裁缝家没有婚嫁的女儿无法改变地做了痛苦的母亲。30年后的今天，这里一家敞开的门里依然传出缝纫机的声音，就在这间屋子里，阿炳母亲接待了我。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从没有真正笑过。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还没有50岁，但我看她更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妪。靠着一门祖传的手艺，母子俩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不过也仅此而已。

　　开始，阿炳母亲以为我是来找她做衣服的，当我说明是来找阿炳时，母亲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每天上午阿炳总是不会在家的。因为耳朵太灵敏的缘故，每当夜深人静，别的人都安然入睡了，而阿炳却常常被村子里“寂静的声音”折磨得夜不能寐。为了睡好觉，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园里过夜，直到中午才回村里。看管桑园的老头，是阿炳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每天他总是给阿炳准备一小捆桑树杆，让他带回家。这是他们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需的柴火，也是儿子能为母亲惟一效的劳。那天，阿炳被我临时喊回来，匆忙中忘记给母亲带桑树杆回来。一个小时后，阿炳已随我上了游艇，就在游艇刚离开码头时，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焦急万分地朝码头上高呼大喊：

　　“妈，我今天忘……忘记给你带柴火了，怎、怎么办……”

　　游艇才离开码头，我还来得及掏出20块钱，塞在烟盒子里，奋力抛上岸。

　　阿炳听到我做了什么后，感动得滴出泪，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

　　这件事让我相信阿炳并不傻，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

　　说真的，那天村子里起码出动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他们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码头上。当他们看见游艇一点点远去，确信我不是骗他们，而是真的把阿炳带走了(去培养他当调音师)，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也跟阿炳一样是个傻子，要不就是个大坏人。在乡下，老人们都说拿什么样人的骨头烤干，磨成粉，做出来的药可以治什么样人的病。换句话说，拿阿炳的骨头做成药，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样的傻子都变成聪明人。而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想用阿炳骨头做药的大坏蛋。

　　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想陆家堰的村民们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就是：他们认定的傻子阿炳即将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大英雄。


08

　　尽管钱院长，还有我们吴局长，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

　　由于旅途的疲劳――一路上阿炳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他在嘈杂的人声里怎么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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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途中造成的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就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对我来说，最担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到701后会变得不灵敏。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时间――等首长们来看他时――一定要给他们“露一手”。事后看，我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认定我是个好人，对我的话绝对言听计从，我这么一交代以后，他时时处处都不忘“露一手”。结果来的人，不管谁开腔说话，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说，他都当作在“考”他。于是正常的谈话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只听他左右开弓地在“应试”――

　　“你是个老头子，少说有60岁了，可能还经常喝酒……”

　　“你是个烟鬼，声音都给熏黑了……”

　　“你还是那个老头子……”

　　“嗯，你比较年轻，顶多30岁，但你的舌头有点短……”

　　“嗯，你的嗓子好像练过，声音跟风筝一样的会飞……”

　　“嘿嘿，你还是那个老烟鬼……”

　　说话间，院子里突然传来两只狗的叫声，阿炳一下子屏声静气的，显得十分用心又使力地倾听着，以至两只耳朵都因为用力而在隐隐地动。不一会儿，他憨憨一笑，说：

　　“我敢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其中一只是老母狗，少说有七八岁；另一只是这老母狗下的崽，大概还不到两岁。”

　　狗是招待所养来看门的，这会儿招待所长就在首长旁边，首长掉头问他：

　　“是不是这样的？”

　　“也对也不对，”所长答，“那只小狗是雄的。”

　　阿炳一下涨红了脸，失控地叫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你……骗我！你……是个坏人，捉、捉弄我、我一个瞎子，你……算什么东西！你……你、你是个坏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跟我在陆家堰见到的如出一辙。

　　我赶紧上前安慰他，一边对所长佯骂一通，总算把他哄安静下来。完了，我示意大伙出去看看。一边出门来，一边听所长嘀咕，说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他眼皮底下，雌雄他哪能分不清。但当我们走到院子里，看见那两只狗时，所长愣了，原来他所说的那只雄性小狗并不在现场，在场的两只狗中只有那只老狗是他招待所的，另一只是机关食堂的。而这只狗和他们招待所的那只雄小狗是一胎生下来的，而且的确是雌的。

　　听所长这么一说，大伙儿全都愣了。

　　完了，局长拍拍我的肩膀说：“看来你确实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回头，他又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所长说，“按干部待遇安排好他吃住，另外，给他找副墨镜戴上，晚上我再来。”

09

　　这天晚上，首长亲自带着我们局长等一行人，这行人又带着20部录放机和20个不同的福尔斯电码来到招待所，在会议室摆开架势，准备对阿炳进行专项听力测试。测试方式是这样的，先给阿炳听一个信号，给他一定的时间分辨这信号的特征，然后任意给他20种不同的信号，看他能否从中指认出开始那个信号。这感觉就好比是在阿炳面前坐上20个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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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和口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都是20岁左右，都是同一地区的人，首先安排张三随便地跟阿炳说上几句话，然后再让这20人包括张三，依次跟他说话，看他能否从一大堆口音中把张三揪出来。

　　当然，如果这20人都是中国人，说的都是国语，我对阿炳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阿炳对福尔斯电码一窍不通，也许听都没听过，就好比这20人说的都是外语，那么我觉得难度就很大。何况事实比这个还要复杂，还要深奥，因为再怎么说外语总是人在说的，是从人的嘴巴里发出来的，这里面自然还有些共性可循。狗也是这样，在陆家堰的很多夜晚，阿炳正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破解流贼入村的机密的。这也就是说，阿炳对狗叫声是熟悉的。而电波这玩艺对他来讲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他可能想都从未想过，更不要说打什么交道了。所以，对晚上的这种测试，我基本持悲观态度。我甚至觉得这样做是有点离谱了。

　　但阿炳简直神了！

　　也许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事怪情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同时这也成为证明你现在不是、今后也难以当上奇人或者富豪的最直接证据。

　　测试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结果很简单，就是阿炳赢了。不是一局一胜制的赢，也不是五局三胜制的赢，而是全赢。全赢也不是五局五胜的赢，而是十局十胜的赢。期间，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烟，似乎并没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

　　要说清楚测试情形是困难的，但又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不说。你也许知道，福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讯语言，不管明码还是密电，电文均将译成若干组电码，而每一组电码一律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俗称“千数码”。考虑到阿炳对电码不熟悉，第一次测试，工作人员让他听了10组码，算时间的话大概有近半分钟。这就是“听样时间”，如果在这时间内不能对“样品”留下足够的特征记忆，那么以后你必然无法将它从一堆电波中指认出来。听完样品后，工作人员开始制造混乱，相继打开8部录音机，也就是放出8种不同的电波声，每一种播放10组电码。阿炳听罢，均一一摇头否认。第九次播放的就是他刚才已经听过的样品，依然有10组码，但才播放到第4组时，阿炳便果断地摁灭烟头，说：

　　“就是它。”

　　没错，就是它！

　　阿炳赢了第一回合。

　　后来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样品码在依次减少，如第二回合样品码已减至9组，然后逐一减少，到第十回合时，样品码只剩下1组。毫无疑问，样品码越少，听样时间就越短，相应的辨别难度也就越大。但对阿炳而言似乎都没有难度，都简单。从第一回合开始到第十回合结束，没有一回叫他犯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胜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10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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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虽然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的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操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惟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得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责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说的，我们不能把阿炳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地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忍耐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首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是对他练兵有利的。”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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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不过，我们家还好，多亏父亲消息灵通，预先安排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回无锡乡下生活了一年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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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住的村子就在太湖边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鱼为生，我有个堂伯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好手。到了冬天，鱼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鱼的人经常空手而回，惟独我这个堂伯，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的竹篓里总是装着你想像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鲜物。究其缘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鱼有个绝活：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鱼吐出的，哪些不是；对着“鱼泡”一网包下去，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阿炳侦察敌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不但能从众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鱼泡，而且还能从各式各样的鱼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样的鱼类。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面有鱼，而且还知道是什么鱼，鲤鱼，鲫鱼，还是其他什么鱼。

　　无疑，阿炳比我堂伯还技高一筹。

　　我说过，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进机房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赢得胜利，然而自阿炳进机房的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这一天，阿炳在机房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敌台3部共51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3套，也相当于之前那么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

　　令人惊叹的兴奋又难以置信！

　　以后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机房，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刷新由他自己创造的纪录，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敌台5部、频率82套。奇怪的是，这天之后，他每天找台(频率)的数量逐日递减，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上午下来又是这样，劳而无功。下午，阿炳已经不肯进机房了，他认为该找的电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墙上挂有进度统计表，一目了然，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对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其中阿炳一个人找到的有73部电台，共1309套频率，占电台总数的86%，频率总数的87%。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至少还有12部电台还没有找到，而且这都是对方军界高层系统的电台。

　　一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敌台都找完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局长临时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分析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显形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否则阿炳不会一下变得束手无策的。

　　但到底是什么形式呢？

　　无人知晓。

　　会议无果而终。
15

　　第二天，我没有带阿炳去机房，而是要了部车，决定带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园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没见着，最后去了一个果园。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果园的，因为写成书后，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缩小我们701的地区方位，是南方，还是北方？是东南，还是西北？在那里，就是在果园里，我们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闲聊着。阿炳像个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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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高兴，而我则更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父亲。结束游园之前，我跟阿炳讲起了我堂伯捕鱼的故事，故事的下面这部分是我有意编造的，很神话，而阿炳却听得如醉如痴，信以为真。

　　我说：“有一年冬天，我堂伯照常去湖里捕鱼，但接连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鱼泡’。我堂伯由此认为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于是就呆在家里，靠吃鱼干过日子。但有一天，他孙子去湖边玩耍，看见成群的大鱼在岸边浅水区‘游来游去’。这就是说，湖里还有很多的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狡猾了，它们知道沉在湖底总有一天要被我堂伯识破，所以都离开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岸边虽然寒冷，但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就不会冒出气泡，不冒气泡，我堂伯自然就找不着它们。”

　　我就这样让阿炳明白：我们至少还有12部敌台尚未找到，为什么找不到？是因为它们“像狡猾的大鱼一样”躲起来了，躲到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躲去哪里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它们，但这个办法很难，我问阿炳想不想试一试。阿炳说，那我们回去吧。

　　就是说，他想试。

　　在回来的路上，我专门找了家邮局，给阿炳母亲汇了100块钱。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而是701很多人的钱，他们和我一样希望他尽快把那些电台找到。我相信我这么做和这么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阿炳是个孝子，而且十分重情义，知恩图报的。

　　回到山上，我从资料室调了整整8大箱录音带――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的12部电台以前的录音资料，我把它们往阿炳面前一放，对他说：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反复地听，仔细地听。听什么？不是听它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发报的特点。我想你一定能听出这里面总共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每个报务员发报又有什么特点。”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认定对方高层12部(至少12部)电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设备特定的音质去想像和判断的老一套办法去寻找它们，要找到它们必须另辟蹊径。如果阿炳能够听出这些电台的报务员发报各自的特点，那么这不失为一条捷径。

　　但话是这么说，其实谁都知道，这比登天还要难。

　　当然，从理论上说，报务员用手发报，就跟我们用嘴说话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音，每个人有每个人细微的差别。但实际上这种差别微乎其微，是很难分辨出彼此的。可以这么说，世上没有比福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组建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哒”两样东西。因为它过于简单，再说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者都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一般人都会标准掌握。大家都在一个标准之上，差别自然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往往细微得会被人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计。在我近五年的侦听时间里，我只能听出对方一个报务员，这个人发报很油，而且有个明显的冷僻动作：常常把5个“滴”的“5”发作6个“滴”，即“滴滴滴滴滴滴”。在福尔斯电码没有6个“滴”的字，这是个别字，好在这个别字不会产生什么歧义，一般肯定就想到是“5”。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报务员，每次听到出现6个“滴”，就知道是这家伙在当班。不过，这样出格的报务员很少，尤其在高层电台，你要这样油条早给赶下去了。所以，我话是那么说，但心里也明白，要想叫谁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分门别类，给予一一区分，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不行。

　　然而，阿炳似乎决计要跟我们神奇到底。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招待所长给我打来电话，说陈科长喊我过去。我过去后，陈科长递给我几页纸，说：

　　“阿炳已经把8大箱录音带都听了(当然是走马观花的，但阿炳需要仔细听吗)，结果都在这几页纸上，你看看吧。”

　　我一边看着，他在一边又感叹道：“简直难以相信，简直太神奇了，这个阿炳！我敢说，要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把对方所有电台全部找完！”

　　说真的，我看到的跟陈科长完全是一种感觉，阿炳不但听出了8箱录音带里窝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迹”特征都一一作了“注册”，比如――

　　1号：“3/7一起时喜欢连发。”

　　2号：“5/4相连时经常会发错码，要更正。”

　　3号：“发1时‘滴’音尤为短促。”

　　4号：“手法最为熟稔、流利。”

　　15号：“再见时有个冷僻动作，喜欢把‘GB’发成‘GP’。”

　　等等，等等。总之，1―79号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我们无法考证阿炳抓住的“辫子”或“尾巴”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12部电台出现79位报务员，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一般一部电台昼夜开通，起码需要6个报务员，6×12(部)=72。然后加上有人休假临时顶替的，在一定时间内出现79个报务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阿炳是不了解这些常识的，这也就排除了他瞎猜的可能。

　　完了，我对阿炳说：“现在我们去吃早饭，等吃过早饭，阿炳，我们就去机房，去把这些报务员找出来！”

　　我说的是“去找报务员”，目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次找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主要是“辨音质”，而现在主要是“识手迹”。然而，辨音质也好，识手迹也罢，殊途同归，找到的都是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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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家知道，上次找台阿炳成功采用“快进”手法，使人大为震惊，这次快进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手迹”和听“音质”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加快速度并不改变音质本身，前者速度一快，以至完整的电码都不见了，还谈何“手迹”？所以，这次必须慢慢转。这一慢阿炳又觉得不过瘾，提出要再添一套设备，两套一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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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套还不行。

　　三套也不够！

　　就这样，设备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时，他才觉得“差不多”。此时的阿炳，已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后左右地包抄着他，回绕着他。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9点1刻时，他突然“呼”地站起来，转过身，对他背后的一位操作手说：

　　“你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0’字的‘哒’音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她)。”

　　对方正在发报。

　　把电报抄下来，虽然只抢抄了个尾巴，但对破译人员来说这已足够破译并做出判断：这确实是对方高层的一部电台！

　　然而要没有破译人员的证明，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电台，因为这部电台发出的电波声太破烂、太老式了，任何人听它的声音都会没什么犹豫地肯定，这绝对是几十年前甚至是上个世纪的设备在忙乎。这种设备早已被淘汰，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会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讯设备。什么人或组织可能用？一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相应的协会，或者一些穷国家的私人社团，比如海上打捞队、远洋公司、渔业公司、森林守护队、野外动物园、旅游公司，等等。正因如此，侦听员听到这些电波声一般根本不予理睬就放过去了，而现在居然成了对方高层联络设备，这显然是诡计，目的就是要麻痹侦察人员，让你永远与它“擦肩而过”。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东西专门放在你身边一样，你找上寻下，挖地三尺地找，就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看看。一个道理，大家玩的都是魔鬼的那套，以疯狂、大胆和怪诞著称。

　　然而，神人阿炳比魔鬼还道高一丈！

　　魔鬼的这套诡计一旦被破，等于机关被打开，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

　　3天后，对方高层15部电台(比原来增加了三部)全部“浮出水面”。

　　10天后，对方军事系统107部秘密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
17

　　阿炳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个月里所做的，比701全体侦听员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还要多得多，还要好得多。所以，他理应得到701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也理应得到属于701人的所有荣誉和勋章。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701工作的秘密性，荣誉等身的阿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又光辉的事迹将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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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兴奋又不知疲倦地颂扬。然而，由于701特定的工作性质使然，知道他的除了我们这些人外，恐怕只有陆家堰的村民们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对阿炳，真正有关系的始终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他母亲的“柴火问题”，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二是他耳朵的“权威问题”，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质疑。

　　不用说，这两个问题现在早已不成其为问题。

　　大功告成后的阿炳生活得很轻松闲逸，除偶尔被兄弟单位借去“解决问题”，其他时间他都在山沟里度过。组织上专门给他配有一个勤务员，那人曾经是我们局长的勤务员，管他的吃住行和安全。每天吃过早饭，勤务员就带他来到高墙深筑的院门前，然后由值班侦听员带他去机房。到了机房，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等同事们出险，他来排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学盲文和听广播。不过，总的说，他不太坐得住，到了下午他一般不爱呆在机房，喜欢去院子里一些公共场所打发时间。他去得最多的是卫兵队，坐在操场边，听年轻士兵操练、唱歌、比武、打闹，有时也跟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当时我因为发现阿炳并且“调教有方”有功，被破格提拔为监听局副局长，而卫兵队恰好是我分管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一个士兵心里都装着我的忠告：不能对阿炳失敬，也不能随便跟他开玩笑。

　　事实上，我的忠告是多余的，在我们局里，乃至在701，没有一个人不把阿炳当作首长一样敬重，也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开什么玩笑。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凡是阿炳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看不见。如此崇敬一个人，在监听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18

　　日子一天天在山谷上空流逝。

　　冬天来了，阿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阑尾炎送进了医院。医院在一号山谷里的家属区，从我们这里过去有点路程，但有车也快。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搭车去医院看他。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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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病房，看见护士林小芳正在给阿炳换药。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家在农村，她哥哥原来是我们卫队队长，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以身殉职。她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来的，来了后又被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是烈士的妹妹，她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对701则有一种农村人朴素的感恩心情。看着她那么细心又热情地料理阿炳的情形，我突发奇想，并回头向局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局长说我的想法不错，但医院那边的人事，我们这边管不了，让我向院长汇报，看院长的态度。于是，我又专门去机关，向首长汇报我的想法。

　　首长听罢，干脆地回答我：

　　“嗯，这个想法不错，是这样的，与其给他配勤务员，不如给他安个家。这是件好事，就看你能不能促成。”

　　我问：“如果不呢，我能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出面？”

　　首长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这样沉吟道：“如果我有个女儿，只要阿炳看中，我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女儿嫁给他的。”

　　我想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阿炳再造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的。这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林小芳有什么顾忌，我将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这在现在说来是无知的，可笑的。但在当时，起码在我们701，这样的事并不出格。坦率说，我的前妻就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后来感情很好，只是她过早病故了，去世前她还把自己的一个表妹介绍给我，做了我现在的妻子。我讲这些想说明什么？我是说，在当时，在701，我们把婚姻更多的看做是革命和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们拥有了无比真切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

　　作为701的外勤人员，林小芳并不知晓阿炳真正的工作性质，她一直以为阿炳的荣誉都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但这并不影响我张罗一场完美的婚姻。说真的，林小芳一听我的想法，几乎没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她说，如果她哥哥活着，一定会支持她这么做的――嫁给一位为我们国家研制出先进秘密武器的大英雄。至于阿炳看得到的缺陷，她认为这正是她要嫁他的理由：英雄需要她去关爱。

　　我为小芳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高风亮节深受鼓舞，然后我又找到阿炳，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他。我敢说，这是阿炳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耳朵发生怀疑，于是我不得不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完了，我听到阿炳这样自言自语道：

　　“谁愿意嫁给我一个瞎子？在我们陆家堰，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

　　当我确凿无疑地告诉他小芳绝对愿意嫁给他后，他似乎很想抑制内心涌动的兴奋和激动，却又似乎怎么也抑制不住，“啊啊”地问我：

　　“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们就这样反复地问答了好几遍。

　　这年春节，阿炳和林小芳在701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701的人，上至一号首长钱院长，下至一个炊事员，都由衷地赶来祝贺，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堆满了舞台，以至最后不得不出动一辆卡车才把它们拉走，拉到他们的新家(在一号山谷)，又把他们的新居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的新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本来住着我和吴局长两家人，为安排阿炳跟“他最信任的人”住在一起，吴局长主动让出房子，给阿炳住。可以这么说，对这场现在看来有点什么的婚姻，当时的701人真正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足，大家似乎都觉得阿炳为701做了那么多，现在701终于为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了使这场婚姻尽可能的完美，大家似乎也都乐意尽可能地奉献自己的一点热情与爱心。

19

　　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的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老实说，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她无怨无悔、日复一日的关爱下，人们明显注意到阿炳的穿戴越来越整洁，面色越来越干净而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岁月。两年后，小芳又让他幸福地做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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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考虑到阿炳特殊的情况，组织上根据小芳的意见，特批她两年假期，让她回娘家去生养孩子，期间工资分文不少，还另加每个月10块钱育婴费。

　　小芳回家后不久，701邮局就迎来这样一封电报：“喜得贵子。母子平安。小芳。”

　　我跟阿炳是邻居，几乎每天都去对门看他。我听负责照顾阿炳生活的小伙子说，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从收到小芳电报的这天起，阿炳天天都用他抽完的空烟盒子叠鸽子，一只烟盒叠一只鸽子，一只只鸽子放在桌上，放在床头，放在可以摆放的任何地方。后来实在是多了，多得没地方可放了，小伙子就替他用红线串起，挂在楼梯扶手上，挂在墙壁上，挂在天花板下，挂在可以悬挂的任何地方。等林小芳带着儿子返回单位时，阿炳家楼上楼下几间屋子里，都挂满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鸽子，有人数了数，总共有543只。这就是说，在儿子降生第543日这天，阿炳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贝儿子。小家伙长得很漂亮，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更是令人万分欣慰。

　　我记得很清楚，小芳归队的当天下午，我亲自下厨烧了一桌子菜，给她们母子接风。也许是见到儿子太兴奋了，到了晚上，我去喊他们过来吃饭时，阿炳头痛得不行，已经吃过药上床睡觉了。少了阿炳，这桌接风酒自然有些遗憾，不过小家伙又给大家制造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笑料和快乐。

　　第二天早上，我正常起床，先散了会儿步，回来看对门有动静，就敲开门，问小芳阿炳的头痛怎么样。小芳说好了，还说他都已经去上班了，是半夜里走的，说是有要紧事。这么说，他是临时被机房召去排险了。这样的事以前也有，没什么奇怪的。等我转身要走时，小芳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我等一等，说着回去拿来一个布包给我，说是阿炳要她交给我的。我问是什么，小芳说阿炳交代过的，是工作上的秘密，不能看的，所以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里，我打开布包，先是一层绒布，后是一层麻布，然后又是一个牛皮纸做的大档案袋，里面有一封信和一部录放机。这种小带子录放机当时还很少，全701可能只有他阿炳有一部，是上头一位大领导送给他的。拆开信，我看里面装的是几百块钱，顿时有些诧异和不祥的预感。看录放机，里面还装着录音带。我摁下播放键，过一会儿，先是听到一阵呜呜的哭声，然后又听到阿炳带着哭腔跟我说：

　　“呜呜(哭声)……我看不见，可我听得见……呜呜……儿子不是我的，是医院药房那个山东人的……呜呜……老婆生了百爹种(野种的意思)，我只有去死……呜呜……我们陆家堰男人都这样，老婆生了百爹种，男人只有死！去死！……呜呜……小芳是个坏人……呜呜……你是个好人，钱给我妈妈……呜呜……”

　　天呐！我哪里还听得下去？！我紧急叫车，紧急上车，紧急驱车，从紧急通道，直奔单位。十几分钟后，我砸开阿炳办公室(机房)，看见他蜷曲着倒在地上，手里捏着一个赤裸的电源插头，整个人已被该死的电流烧得一塌糊涂……

　　阿炳！

　　阿炳！

　　阿炳――！

　　阿炳的耳朵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声音了。
20

　　阿炳死了。

　　阿炳通过录音机告诉我：他老婆是个坏人，儿子是个野种，所以他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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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的死让701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人们没有愤怒，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是的，我欺骗的。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及时把录音带交给组织。没有这盘录音带，谁又知道阿炳是自杀的？对阿炳的死，悼词中是这样说的：工作中不慎触电身亡。对一个盲人来说，会发生这种“不慎事件”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生得伟大的瞎子阿炳，死得也光光荣荣的。

　　请相信我，我这样做决没有个人目的，完全是为阿炳甚至是为701着想。说真的，自从阿炳来到701后，我们去外面开会什么的，人家常常不说我们是701的，而说是“阿炳单位的”。这就是说，阿炳在系统内的知名度已经无人不晓，这样一个人自杀的消息会比任何消息跑得都快。而这样一个消息传出去，对701和阿炳是多么不幸和丢人现眼。我正是为了保全701和阿炳的荣誉，才斗胆藏起了阿炳的“遗书”。

　　但事后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事情应该让组织知道，否则我无法替阿炳“雪恨”。要知道也很容易，只要把录音带交给钱院长听一听就行了。当然，为免于追究我的错误，我又编了个谎言，说是“刚刚才发现这盘录音带的”。就这样，首长成了第二个知道阿炳真实死因的知情人。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还听得见――仿佛犹在耳边――首长在听了阿炳留在录音带里的遗言后发出的咆哮声：

　　“叫他们给我滚蛋！两个都滚！现在就拨！马上通知他们，明天就给我滚！滚回老家去！如果让我再看到一眼，老子就毙了他们！”

　　我敢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战争年代，大家腰里都别着手枪，说不定两人身上早钻满了失控的子弹。但是现在不会，而且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追悼会已经开过，阿炳的历史已经铸就，与其翻案，显然不如将错就错。这样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既然阿炳是“不慎触电身亡”，我们又怎么能叫他妻子滚蛋？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想到，由于我对阿炳和701的私心，以致我们无法对该受罚的人严惩不贷。这似乎是对我不该有的私心的报复。

　　不过，这不包括药房的那个山东人，这个混蛋第二天就被我像条狗一样拉上汽车，丢在了火车站。因为要确保阿炳死的秘密，当时我们没有对他言明罪名，也不可能言明的。正因此，他在被我丢在火车站时似乎有些理直气壮地责问我凭什么开除他。我哪有心思跟他狗日的

04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同志给我们作过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然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我已与12人(其中两名女性)进行了面唔。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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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入选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观言察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12人中选出了三名重点候选人。第二天下午，我把三人的名单报给王书记，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得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四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是没办法的，青菜罗卜各有喜欢，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30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

　　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招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告诉她我并不欢迎。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霸霸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着那。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文，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语。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事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口气说：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样，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与众不同，所以也是值得你认识的。”

　　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文单字，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5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份，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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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玉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财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有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她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好好坐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哪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请我起舞。我当然不从。我说我不会跳。她说不会她教我，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清楚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我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呢称，这里人都这样喊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说真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卡门是个文学形象，但说到可不可爱，我是知道的：不！一点也不！

　　我想，这也叫可爱？

　　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典型属于那种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

　　“不过，”书记又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所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

　　“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颠颠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sunyuting1

06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起疯疯颠颠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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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可爱(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又想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若再见面，谁知道她会不会回敬，也还我以难堪？再想，她这样子到去我们那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我夹着三个候选人的档案回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下午，我给三位候选人出了两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答卷来了，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了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自有别，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了。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有事吗？”我问。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好了。”

　　“什么事？”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人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说，“但我已经招揽到了，所以这工作就结束了。”

　　“啊，这么说我来迟了。”

　　她跟我说话时，一直在房间里转溜着，像是来查房的。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来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来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位置的墙上，我挂了一块小黑板，是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转到黑板前，立停不动，看着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这就是我为三名候选人准备的决赛题。

　　看一回，她回头问我：“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说：“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她问：“这就是你选人的考试题？”

　　我说：“是的。”

　　她说：“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就看时间，如果你明天才交来答案，我也许已经不在这了。”

　　她说：“要这么久吗？明天……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是心理变态狂……”

　　她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语自语地，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踱到沙发前，呆呆地立了一会，继着又飘飘然地跌坐在沙发上，右手轻轻点击着沙发扶手，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惊诧于她这种突然的变化，从刚才嘻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似乎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的开关，可以自便地转换她的状态。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坐了一会儿，她突然又醒过来似的，对我说：

　　“我需要一点时间。”

　　“要多久？”

　　“不会久的。”她说，“你去里面抽根烟吧，也许就一根烟的功夫。”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里间抽了两支烟，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简直不可思议！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确实是不可能的。虽然候选人手上有题，但自他们接题后，我便将他们封闭起来，就在这招待所里，每人一只房间，有专人看守，并负责他们的日常所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保证他们答题的独立性。封闭时间是到中午12点为止。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封闭中，不可能和黄依依发生联系的。再说，从答案题的思路看，黄依依和他们的思路完全不一，孰优孰劣一时还不好说，但足以肯定，这答案是黄依依自己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她以前在什么书上做过类似的题？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做出来的，除了701少有的几个破译人员见识过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见识过。这就是说，黄依依破掉那一道题，等于是破掉了一部密码！

　　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07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作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等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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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偷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前，这种密码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战中后期，大部分国家和军队开始用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后，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一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主要在负责破译X国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在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命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撑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任务，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一直友好的关系，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作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就是说，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活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头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有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进退无路，严峻的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材。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是多是少，只有天知道。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名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祈祷着。现在，这个人似乎找到了，而且似乎一下找到了三个――第三个是黄依依，不是那个还没有交来答案的候选人。就是说，当黄依衣轻易地将那道题破解之后，我也轻易将她列入了候选录取的名单中。所以，我希望她接着破第二道题。考虑到时间已快到中午，我决定给她开只房间，要求她下午两点半之前给我交答案。

　　她说：“用不着了。”

　　我说：“怎么用不着？既然你来应试，就必须按我要求，完成所有测试内容。”

　　她说：“那你告诉我，你要人去是干什么的？”

　　我说：“这你不必问，你要被录用了，自然会知道，否则永远知道不了。”

　　她说：“这不公平的嘛，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我愿不愿意去呢？”

　　我说：“这没办法的。事实上，这也是测试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去干什么都心甘情愿的革命精神。”

　　她说：“看来我暂时还没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

　　我说：“那你只有放弃了。”我拿起刚才两个候选人交来的答卷，对她晃了晃，“告诉你吧，已经有两名同志把两道题都解了，现在你只完成一道题，如果我就这样来选拔你，把你作为他们的竞争者，那对他们是一种不公平。”

　　她问这两人是谁，我想作为候选人，她有这个知情，就告诉了她。然后她又问我要人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不是要问工种，”她解释说，“而是问具体工作的性质，是搞研究，还是应用的，搞研究需要耐力，应用更需要爆发力。”

　　我想，破译密码既是研究，也是应用，不好笼统概括的。我一时无语。

　　她又解释说：“我是想帮你当个参谋，因为这两个人我都很了解，如果你告诉我具体工作，我就能告诉你谁更合适。比如，如果你准备让他们去独挡一面，干石破天惊的事，那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人肯定不合适。”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人我太了解了，钻研精神十足，做研究特别细心扎实，典型属于那种耐力极好的人，但就是缺乏创造力。如果你要搞个什么课题研究，他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只要把大的想法告诉他，他会一步一步给你求证得漂漂亮亮，无可挑剔，比你期望的还要好。但你如果想让他单独开创一个东西，他就不灵光了，他缺少的就是这种平地拔楼的勇气和本领。”

　　我问她：“你们合作过？”

　　她卖起了关子：“你是问什么合作？是工作上的，还是其他的？告诉你吧，我跟他什么合作都有，工作上他现在跟我是一个课题组的，其他的合作则是我的隐私了，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吧。”说着，露出一脸坏笑。

　　我很反感她这种做态，冷漠地指出：“我对你们的其他合作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她很不以为然地：“你没听到我夸他吗？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说的结果有可能影响我录用他。不过，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你的目的，因为你需要他，所以怕我把他挖走。”

　　她哈哈大笑：“你这是以己之心度我之腹，太小视我了！说实话，我希望他走，免得……嗯，跟你直说了吧，我们曾经好过，但现在不好了，就是这样的。你应该想得到，一对好过的人不好之后会怎么样，即使不反目成仇嘛，总是有些解不开的疙瘩，谁愿意跟谁每天绞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要喜欢他，让他跟你走吧，最好；如果你是请他去做你或谁的副手的，那就更好，他是最好不过的搭档，做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过，如果你想让他一个人去开天辟地，就难为他了，他真的没这本领，这我可以说是看透了他的。”她看看时间，站起身来，“行了，告辞了，反正你也不会请我吃午饭。”

　　我提醒她：“那你还想不想应试了呢？想就把题带走，我给你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内你解掉了它就来找我，否则我不会考虑你的。”

　　她笑笑说：“免了吧。”说着，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嘻笑着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看透他吗？因为他连在床上都没有想象力，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开天辟地的创造力呢？”

　　她随着一串格格格的笑声和鞋跟声，舍我而去，我心里不知怎么的，憋出三个字：

　　婊子养的！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骂，仅仅是一种由刺激和惊叹引起的无言之言。她惹了我，她打击了我，她迷乱了我，我要发泄，要还击她，要降服她――婊子养的！



　08

　　三名候选人，其中两人事实上在他们交来答案之时即可解除禁闭，只是因为被黄依依缠住，无暇顾及，致使他们不能及时解禁。所以，黄依依一走，我即去了两人的房间，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算是我对他们耽误的弥补。然而，在餐桌上，我自己都奇怪，我与他们的交流几乎都在说黄依依，好像我心里装满了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一样的。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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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依依已经以她的“放任自由的方式”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和好奇，我与他们谈论她，事实上是在向他们打探她的真实！。而两位对黄的评价，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我看到的黄依依是真实的，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平时生活中的黄比我看到的要更天才、更乖张、更无耻、更邪乎、更诡秘，用她前相好的话说：她身上既有天使的一面，又有魔鬼的一面，总体说就是个半人半鬼的怪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应该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不过是替我证实了我的感觉。这感觉不寻常啊。这感觉刺激我啊。我分明感觉到，两位闪闪烁烁的说法和各种举证，非但不能平息我对黄的好奇心，反而如火上浇油，更添了黄在我心目中挤拥的感觉。而当我将他们与黄依依放在一起看时，我感到，后者身上明显要多一些邪气和野性，感觉他们是家养的，黄依依是野生的。是的，我真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强烈，强烈得我要一吐为快。事情到这时，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明白，我要的人不是他们，而是黄依依！因为，在密码界，谁都知道，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反科学也是科学，所以，研制和破译密码都需要智慧、知识、技术、经验、天才。但同时更需要一颗“恶毒的心”(不管是研制还是破译密码)，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密码，说到底，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诈。在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性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儿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来……想到这里，我抓起电话，通知书记同志，下午我要见他。

　　下午，我去找书记。

　　书记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看到她在掩面而泣，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书记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哭女人正是刚从他办公室里走，所以情绪不是太好，见了我不像前几次那么客气。他问我有什么事，我直截了当说：我想看看黄依依的档案。

　　“黄依依？你怎么想要她？你……”书记沉吟着，脸上堆满的了惊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你不会被我说她的一些好话迷惑了吧？”

　　我摇摇头。

　　书记接着说：“老实讲，当时你没说要她，所以我都是拣了些好话来说。但你如果想要她，我可以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合适的，绝对不合适。”

　　看我不语，他又说：“当然，她有她的优点，人聪明，见识广，业务能力强，专业上有建树，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但……有些话我不好说的，不过你相信我，她这人有问题，不合适的。”

　　我问有什么问题，书记说这是她本人的隐私，不便说的。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是没有任何隐私的。确实，跟我们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平淡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扣掉。像扣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扣掉。

　　书记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书记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我说，“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衬衣的？”

　　“是的，”书记说，“就是她。”

　　“我看见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

　　“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书记说，看了看我，接着说，“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笑声，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书记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书记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几封信件，我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落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书记这些是什么人。书记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越看越怀疑：“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书记摇着头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听到她否认甚至是狡辩也好，可就是听不到啊，听不到。”叹一口气，接着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回到中国后，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她有家吗？”我问道。

　　“哪个男的能接受她？”书记笑道。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书记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书记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结婚后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我又问：“那男人呢，她离婚后，没跟她结婚？”

　　书记说：“结婚？她这样子谁愿意跟她结婚？她自己都跟我说过，现在她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因为没人真正想娶她的，那些人都跟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弃，更加放任自由了。”

　　看我一时不语，书记又说：“说实在的，我们这毕竟是个学术单位，人的思想相对要开放一点，很多人也是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多少还能迁就她，要在其他单位，她还能有今天？早就当毒草铲除掉了。你说这样的人你能要？我劝你还是别想她的好，关键是没这必要，你可以负责地说，那三个人专业上不比她差的，她能干的事，他们都干得了。这几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都没问题，去了会给你踏踏实实给你干事的，她去了，说不定事还没干出来，尾巴就露出来了。尾巴一露出来，你们这种单位能不处理她？到那时，她想干事都没机会了，这不是害人害己，何必呢？”

　　书记说的“情况”，其实我有一定预想，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严重是严重，可我并不准备放弃。我甚至还有些暗喜，心想，这么说她的野性比我想的还要大。色胆包天啊！罪大恶极啊！这样的人，人们还能容忍，不铲除，说明她必有非凡的一面，如果光以一个“学术单位思想开放”的理由显然说服不了人的。我还想，虽然701人的思想没这边开放，但只要她能破译乌密，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所以，书记说得苦口婆心，我却是无动于衷，依然“贼心不死”，要求把她的档案调给我看。

　　书记绝望了：“你真要她？”

　　我安慰他说：“那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但其实，我心里已作决定：只要没其它问题，我要的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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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从所长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立着黄依依，她换掉了连衣裙，穿的是一套衬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衬衣是白色的，开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可以隐隐看到一线乳沟。我的目光无意中碰了一下她胸前的白肉，便触电似地闪开了。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说的是另一道数学迷宫题。昨天晚上，她现场解出了两题中的一题，第二题她一时没有思路，带回去做了。刚才，我回来时，看地板上有几页纸，是其他三位候选人中的两人交来的答案。但我看都是错误的，现在我看黄依依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无误，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便客气喊了她一声“黄博士”。

　　她打断我：“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她说：“错不了的。”

　　我说：“不愧是博士。”

　　她又打断我：“说过的，不准喊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怎么看？”

　　“白天是博士，晚上不是。”

　　“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说着，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勾下了。在她勾下身子时，我无意中又看见她的胸脯，满满的，像要从衣服里膨胀出来，诱人得很。我想，看来所长说的没错，我带她走合适吗？这念头刚闪现，又被我掐了。我想，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去哪里找像她这样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笑完了，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刚才不是说在找我嘛，什么事？”

　　我也是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别太难了。”她做出发嗲的样子。

　　“不难，”我说，“但你必须说真话。”

　　“这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道，“问吧，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没有。”

　　“听说过吗？”

　　“听说过。”

　　“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不愿意。”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喜欢呆在这里。”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知道一点，好像是保密单位的，是吗？”

　　“是的，你愿意去吗？”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

　　“那哪是我这种人呆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我想了想，责问她：“那你干嘛还来应试？”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来应试是真想去你们单位？你们是什么单位我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说：“说真的，我来应试是想来见识见识你，这几天同事们都在说你这个那个的，我很好奇，就来了。”

　　“就这样？”

　　“就这样的。”

　　“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我说，“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我录取，我们马上将给你办理调动手续。”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她笑吟吟地问我。

　　“不是玩笑，”我说，“是真的，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材。”

　　“不。”她提高了声音，“你们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们，再说你们也不了解我。”

　　“我们了解你。”我说，“我相信，你去我们单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可我不想！”她大声叫起来，“你知道吗？我不想，希望你别折腾了，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平静地说：“已经不行了。”

　　她呼地站起来：“那不是听你的！”说着要走。

　　我问：“你去哪里？”

　　她说：“我找所领导去，我要跟他们说，我不走！”

　　我说：“他们也要听我的。”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突然咬牙切齿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讨厌你！”

　　我劝她坐下后，说：“看来你对我还真不了解，那么你想不想了解我？我想，反正我已决定要带走你，所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我是特别单位701的负责干部，我现在手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是我看中的人，谁都不能拒绝的，只能跟我走。”

　　“我要不走呢？”

　　“没有这种可能。”

　　“我恳求你。”

　　“我不同意。”

　　沉默一会，我开始做她工作。我说：“小黄同志，你自己说过，我也知道，你是爱国知识分子，如果国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总不会拒绝吧，而你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就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很神圣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调整一下心情，我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后天就跟我走。”

　　她问：“你们要我去做什么工作？”

　　我说：“破译乌字一号高级密码。”

10
先别急着叫我说，先还是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你看，这一张，很清楚的。年轻时我就这个样，还是比较英俊的吧。有人说我鼻子长得很好，鼻梁坚挺，鼻翼收紧，是个可信赖的男人；有人说我嘴巴长得很好，嘴唇厚实，棱角分明，是个沉得住气的男人；有人说我额头长得很好，方正，印堂发亮，是个有出息的男人。再看这一张，我高大着呢，有人说我这身子板是个真正男子汉的


身板。人们说，女人都喜欢我这样的男人，沉默，稳重，坚韧，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说真的，年轻时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过我，我谈对象谈得很困难，谈了三个都不成功，最后还是组织出面解决的。当时，就是见到黄依依时，我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而且是有妇之夫，有子之父，对女人早已经没有概念，没有愿望，没有秘密，甚至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没了。所以，当黄依依对我说出喜欢我的话时，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慌乱，只是一笑了之。

　　事情出在火车上。

　　那时候火车车次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我们701驻地仅仅是个偏僻的小县城，弹丸之地，在我们单位入驻之前，那里甚至还没设火车站，火车每天从它身边喧嚣而过，却从来不肯停下来。火车不是汽车，火车傲慢着呢，不是见人就停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我们701人来说，火车向来是跟着我们停的。没有铁路，铺过来；没有月台，造起来。就这样，那个弹丸之地，由于我们去了，就有火车乖乖地停下来。但从首都北京过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车次停靠，而且时间很短，只停三分钟。这趟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中午11点整。由于黄依依不愿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绪，老是刁难我，一会儿要办这个事，一会儿又要见那个人的，把时间全耽误了，本来我预计是办完手续后第二天就回的，结果不得不拖了一天。拖了一天也不行，11点钟的火车，11点钟时我们才冲进站台。我还要说，火车不是汽车，可以叫得停的。火车傻得很，任凭我叫着，依然傻乎乎地开着，不停下来。我几乎眼看着一节一节装满黑压压人头的车箱，从我跟前缓缓驶过，然后驶出站台，把我气得恨不得把铁轨给掀了！

　　错失了它，正常情况下，我们只有改天再走。就是说，我已经耽误了一天，现在还要再耽误一天。关键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我的安全是有一条线在为我负责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负责的，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负责，有时候在我身边，有时候离我远远的，有时候到处都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我的行踪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还没来，他们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来；我还没走，他们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将走。然后，我有理由相信，到这天的11点钟，看我搭乘的火车哐当着驶离站台，他们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了，心里不再有我这个人了。这样想着，我心里禁不住起鸡皮疙瘩。人心里一慌，不免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我私自找到火车站治安大队，亮出我的证件，要求他们替我接通某个电话。我不完全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话，只知道万一我有事需要紧急处理，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在电话上只说了几句话，还没把事情完全说清楚，电话那边的人就对我下了两条命令：

　　一、原地不动呆着；

　　二、有人会马上安排我走。

　　10分钟后，火车站站长出现在我面前。

　　半个小时后，站长又亲自把我们送上一辆特快列车的一个上等的软卧包厢里。站长告诉我：这趟火车将专门为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弹丸之地停靠半分钟。我受宠若惊，一下想到那个神秘的电话。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话，甚至现在也不知。但我直觉，并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有权威的电话，也许在中南海里面，也许在更秘密的地方。

　　不用说，这个电话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担惊受怕的等待，而且还让我享尽了旅途的舒适和安静。我以前坐过软卧包间，但都是夹杂在生人中间的，像这样，包间里无一外人的，还是第一次。包间里只有我和黄依依，感觉像是从701切出来的一块空间，我们可以无忌讳地谈701的事情；如果要谈情，也是可以的，无需夹尾巴，无需躲躲闪闪。正是这种独特的条件，促使黄依依开始放肆地对我“吐露衷肠”。

　　黄依依说：“你这样强迫地调我去你们单位，总不会是因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养感情的吧？”

　　老实说，几天来，我对她这种我行我素的谈话，包括行为方式已深有领教，不会再感到唐突和惊乱。所以，我平静地回敬道：“你以为我还是光棍汉，我儿子都十几岁了。”

　　她说：“有妻有子照样可以培养感情啊。”

　　我说：“那叫什么，不成了搞腐化？”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我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我们就是靠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最终解放全中国，”她接过我的话头说，“让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

　　“对。”我说。

　　“可我至今还没有家。”

　　“会有的。”

　　“是安慰我吗？”

　　“不。”

　　“可我感到很绝望。”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人并不喜欢我。”

　　“你喜欢谁？”

　　“你！”

　　接着她告诉我，她为什么来招待所找我，是因为那天下午，她从操场走过时，不经意抬头看见我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虽然隔得有点远，但她还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样子深深吸引。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说。

　　“不可能，”我说，“我第一次见你是在餐厅里。”

　　“我对你笑？”

　　“是的。”

　　“是什么感觉？”

　　“有点与众不同。”

　　“没有暗生欲念吗？”

　　“没有。”

　　“你不喜欢我吗？”

　　“是。”

　　“你是不敢喜欢我。”

　　“也许吧。”

　　“你是个胆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汉身材。”

　　“也许吧。”

　　“可我还是喜欢你，握住我的手好吗？”

　　我理所当然拒绝了她。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一件常人难以启齿的事，她竟可以如此轻松，这般堂皇，没有窘迫，没有顾虑，光明磊落，直截了当，如同一个平常问候，一个正当要求一样，随便吞吐于唇齿间，这是令我惊诧又惊诧的。她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很显然，她是个天生丽质的漂亮女人，同时她的知识和身份、地位与其漂亮的容貌一样过人，一样耀眼。这种女人是尤物，亦梦亦幻，可遇不可求。然而，我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妖精的气质，热艳，妖冶，痴迷，大胆，辛辣，放浪，自私，无忌，无法无天，无羞无耻，像个多情的魔女。

　　尤物――魔女――漂亮――多情――智慧――放浪――哐当――哐当――火车越驶近701，我心里越发担心，我带回去不是一个破译乌密的数学家，而是一棵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害的大毒草！